深圳飞特族调查:物质生活满足后的精神追求
深圳商报
年轻、没有固定职业,从事临时性工作,想干就干,想歇就歇
有一群青年叫“飞特”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圳出现了一批思想前卫、开放的“飞特族”(即Freeter的音译,是英文“自由”—Free与德文“劳工”—Arbeiter的组合)。这些人有如下特征:他们比较年轻,没有固定职业、从事非全日临时性工作,能自主掌握自己的工作和时间,干累了就出门游玩。他们认为,生活的本质就应该是一种体验,工作是为了快乐,否则就是白来世界一遭。他们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富日子富过,穷日子穷过”。
“飞特族”最早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出现,他们喜欢自由的工作方式,想干就干,想歇就歇。
故事1
一对“飞特”恋人的生活
该回趟老家了,梁璐和恋人李祺正在收拾位于布吉100多平米的家,一个重要的问题突然闪过李祺的脑海:回家该给老人家买些什么?她赶紧打开存放两人所有积蓄的储钱箱——只有500多元!“哈哈,”李祺突然大笑起来,梁璐从书堆中抬起头来莫名其妙地看着开心的女朋友。李祺边笑边说:“我们没钱还敢住三房两厅的大房子!哈哈。”于是,梁璐也跟着笑,两人足足对笑了5分钟,直笑得喘不过气来。
辞职,最合适的选择
他们的收入很不稳定,经常身边只有几千元,“但我们从没怕过,富日子富过、穷日子穷过,我们这不比那些人富有多了么!”在自家宽敞明亮的大阳台上,梁璐指着街边的流浪汉哈哈一笑。即使在经济最拮据的时候,梁璐和李祺也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或许这也是成为‘飞特族’的必要条件之一吧。哈哈。”梁璐笑道。
梁璐是如何成为一名“飞特”的呢?
2002年,梁璐毕业于江西某大学,毕业后分别在江西和北京当了一年多的记者,于2005年来到深圳,在一家媒体工作时认识了同事李祺。梁璐一下子喜欢上了李祺的大鼻子,对李祺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两个月后终于抱得美人归。
梁璐一开始当记者时,工作很卖力,经常是整个报社发稿量数一数二的记者。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梁璐渐渐感觉到了疲惫,热情渐渐消退了。梁璐说。让他没想到的是,先提出要离开报社的竟然是李祺,她说工作得身心俱疲,要到云南丽江开家客栈。于是,两人一拍即合。2006年3月份,两人在家人一片的反对声中,辞职离开了深圳。
丽江,晒太阳的日子
怀揣着几万元的积蓄,梁璐和李祺两人在云南丽江,盘下了一间客栈,取名“鹿麒闲居”,是两人名字的谐音,象征着环保和好运。
客栈设在半山上,接连几天都没有客人进门,梁璐和李祺决定去拉客。但从事惯了高端访谈的他们,对拉客没有任何经验,也放不下面子主动搭讪。从艳阳高照等到太阳下山,他们才终于鼓起勇气邀请一对军人夫妇入住客栈,或许是被他们脸上的真诚感动了,那对夫妇成了他们第一对客人。
客栈的生意并不好,但梁璐和李祺依然乐在其中,丽江的日子悠闲得似乎没有尽头。“我们白天睡到自然醒,下午就晒着太阳上上网、看看书,太阳下山时就出门拉客。”梁璐说,那一两个月,他们享受着自由时光,在客人少的时候,他们就去丽江古城玩。“在深圳紧绷的神经和疲惫的身心得到了从所未有的舒展。”
转让了客栈后,梁璐和李祺又开始盘算着新一轮的旅程。2006年5月份到8月份,几乎转悠了大半个中国。
归来,已无法朝九晚五
旅游回来后,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梁璐和李祺决定沉下心,重新在深圳找工作。梁璐重新在媒体找了工作,李祺则帮企业做策划,但分别只干了5个月和20天。“自由散漫惯了,突然上下班都要打卡,而且活干完了还得待在办公室,觉得挺难受的。”李祺说。而当他们再次打算找工作时,招聘人员都会充满怀疑地看看他俩,“你的能力我不怀疑,但估计很快又会辞职吧?”梁璐和李祺想想也是,于是再也没有找工作。“但我们和成年了却仍靠父母供养的‘啃老族’不一样,我们自力更生,养活自己。”李祺语气中满是坚定。现在,他们替自己打工,一边帮企业作策划,一边帮人写文章,得到活动费和稿费。另外,他们还将旅程细节和故事集结成书《侣行天下》,目前已经面世了。“虽然手头积蓄不多,但我们过得很快乐。拮据的时候,我们也从来不想没钱了,而是想怎样才能赚钱回来。现在这种状态至少会持续个三五年吧。”李祺说。他们在2006年底用父母的钱付了首付,每个月按揭还款2000元房款,其中500元是房款,1500元是利息。“如果有钱我们当然愿意先还款啦,不过不急,慢慢来吧。”至于对父母,他们认为,“在老人家健康的时候关心他们,生病的时候照顾他们,是我们尽孝的方式。但为了他们,重新回去工作,让自己不自由不开心,那就是对自己不尽职了。”
故事2
李辉:虽有好工作还想去“飞特”
今年35岁的李辉算是飞特族中年纪较大的一位,他有个幸福的家庭,家里有位善良的妻子和7岁的儿子,而且去年刚成为众人羡慕的深圳公务员。“但我总有种流浪的感觉,不排除再次辞职的可能性。”李辉说。
1993年从医学院毕业的李辉回湖南老家参加工作,成为一名检验师。工作了4年之后,李辉开始觉得“疲”了:“没意思,整天上班都是对着显微镜化验病毒,照着程序做,日子一天一天过,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太枯燥了”。于是,李辉把工作辞了,开始“飞特族”生活,他花了两年时间旅游,到了很多地方。
2000年,李辉来到深圳,开始从事比较自由的职业,当过检验师、广告业务员、自由撰稿人、网络评论员等等,期间不断出去玩。2003年,他考上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李辉成为深圳南山区的公务员。
就是对这份众人羡慕的职业,李辉也没有想过做一辈子。“我觉得我就是有颗不安定的心,想要体验生活。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我的人生游历能让我多长见识,对写作有好处。”李辉说。而他的家人,对他的“飞特”生活也表现了宽容,“我的生活确实有时候还不错,有时候过得节约,但这些都不能阻挡我游历的决心。”李辉说。
故事3
姚史彬:做完工作就想出“逃”
记者采访阿彬时,他刚领着放暑假的教师女友和工作伙伴一起自驾游玩了郑州、西安、兰州等城市。“每次项目一结束,我都会出游,去放松身心,缓解一下压力。如果女朋友有空我就带着她一起走,要上班的话我就和朋友们结伴旅游。”阿彬说。
阿彬2002年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一开始在北京一家培训机构工作,“当时公司接收了一批来中国进修的美国大学生,我的工作就是带着他们到南京、西安等古城游学。”阿彬说。但一年后,他“觉得工作久了就是这么回事,重复性劳动,很没劲”,就辞职来到了深圳。
到深圳后,阿彬一开始做过软件开发,搞过电子贸易,后来开始和朋友合作接软件工程项目。“由于是自己替自己打工,有个很大的好处是我的时间可以自己掌握。”阿彬说。这几年来,他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每结束了一个项目,他都要呼朋引伴出外游玩。“工作压力实在是很大,每次接项目之后,由于要按时完工,经常接连一两个月要熬夜干活,睡眠严重不足。”阿彬说。于是,每逢工作结束,他总要给自己放几星期大假。“工作怎么都干不完的,我的目标是要好好生活,体验人生。”对此,他的教师女朋友很理解,有空的时候就尽量和他一起去玩。去年,阿彬和项目合作伙伴小薛和小陈就自驾游,从深圳出发,经过广西、四川、贵州,绕了一大圈。阿彬说:“等把国内路线都游玩了,我就开始国际旅途了。”
深圳为何会出现“飞特族”?
深圳为何会出现“飞特族”?资深人力资源顾问冯莉华为记者做了深度剖析:
她认为,当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后,精神生活的质量成为年轻人们考虑的重点。很多人会反思,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当生存已经不是问题,那么工作显然不可能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或者是重心,它应该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它的作用是丰富我们的生活。
于是,一部分市民会告别传统的朝九晚五生活,选择自己喜欢和适合的工作方式,比如自由职业。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了人们对精神生活追求的程度,飞特族的出现说明我们国家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
从对职场影响来看,冯莉华认为,飞特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人们对高质量精神生活的追求是多种多样的,“飞特”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群的生活方式,不会对整个职场造成影响。举例来讲,“飞特”现象早就在国外出现,而这些国家大多数人也没有全部成为飞特族。
多数白领不敢做“飞特族”
近日,全国一家知名人才招聘网站在职场白领中展开调查,发现虽然不少白领向往“飞特族”那种无拘无束、不被工作挟持的生活,但事实上,大多数白领们对成为飞特族有担心收入不稳定等顾忌,最终选择了现实,依然朝九晚五端坐在办公室内。
据了解,共有3296名白领参与了本次调查。在受访者中,有40%(1318人)的受访者因为担心经济收入不稳定而没有成为飞特族,33%(1088人)的受访者认为现在时机未成熟,另外,还有9%(297人)和8%(263人)的受访者分别担心遭家人、朋友的不理解,或留下职业空白期。
从事广告设计工作的甘先生认为目前成为“飞特族”不现实。他认为,职业发展分三个阶段,在27岁以前是学习阶段,27-38岁是职业发展冲刺阶段,38-45岁发展较缓慢平稳。他现在才30岁出头,“要身体有身体,要脑力有脑力,加上几年在广告设计圈滚打的经验,对这行我已摸透摸熟,如今正是最佳的事业奋斗期,怎可放弃事业?”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张意梅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薛云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