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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6名被利比亚以“蓄意使426名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罪名判处终身监禁的保加利亚籍的巴勒斯坦医生和保加利亚护士最终获释，阻碍利欧复合的死结之一终被解开。7月30日，德国媒体刊出了对6名囚犯之一、37岁的阿什拉夫·哈佐兹获释后的首次专访。访谈中，哈佐兹回忆了他被囚禁利比亚8年期间他所谓的所见所闻和遭遇。
“我要去保加利亚”
“经过长达8年的折磨和死亡恐惧，最恐惧的一刻是什么时候？是被释放的那一刻。”哈佐兹开始回忆他和5名保加利亚护士获准离开利比亚那一刻的情景。
7月24日凌晨3时30分，几个警卫走进哈佐兹的牢房，“他们没有像平常那样晃荡钥匙，也没有吼叫或打骂”，他们只是低声对他说：“阿什拉夫，醒醒，阿什拉夫，有人来看你，你得准备一下。”
哈佐兹闻声跳下床，看了看时间，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谁会这么晚来看我呢？”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们一定是想趁现在处决我，然后说我企图越狱被击毙了。”
几分钟后，他们把他带到典狱长办公室，让他在一份文件上按手印，表示愿意离开利比亚去保加利亚。接着，他和那5个保加利亚护士一起被带到机场。
机场里，一名利比亚官员再次问他：“愿意留在利比亚还是去加沙？”。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去保加利亚，我的生活和家庭已经被你们给毁了，还有这些护士也全被你们毁了，我再也不想在这里多呆一秒！”官员被他激怒了，他铁青着脸对身边的巴勒斯坦和保加利亚使节们说：“你们看到了！”
“飞机冲上云霄的那一刻，一股重生的喜悦笼罩了我，这8年我终于熬过来了！”哈佐兹的口气如释重负。
“为什么不处死我”
哈佐兹是一名巴勒斯坦难民，从两岁起就在利比亚生活，他有4个妹妹。“对我们来说，利比亚就是我们的家。”
1998年8月，哈佐兹刚刚通过利比亚的医学考试，在班加西一所大型儿科医院的肠胃科实习。他目睹的第一个艾滋病感染病例是一个7个月大的婴儿，他在埃及做骨头矫正手术时被检验出感染了艾滋病毒，后来医院的传染病治疗区就关闭了。
那时的班加西实际上是个战争地带，有一伙激进分子成天在街上械斗，医院里常常塞满了受伤的人。医院卫生条件非常糟糕，医院甚至没有用于手术缝合的针，消毒设备被毁坏了，孕妇分娩时只有一把手术刀剪断脐带。哈佐兹说：“后来证实，在我们医院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有70%同时感染了B型肝炎。”
当年12月13日，哈佐兹接到传讯去警察局，一名官员对他说，“知道吗，我们国家有几百名儿童感染了艾滋病，这是你们的过失，是你给孩子们注射了病毒。”他反驳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在班加西的大街上处死我？”不过他承认，孩子们来医院会经过他们的手，但他们只是想抚慰孩子，让他们不要害怕。
接着，他被拘押在一个狭小的监牢里，3天后才被释放，警察说他们只是例行询问。后来他才知道，那3天是在等待他的艾滋病检测结果，结果是阴性。
“最后我放弃了”
1999年1月29日，哈佐兹再次接到警察传讯并被扣押。接下来10个月里，他好似人间蒸发一样，父母到处寻不到他的消息，甚至每天去察看意外死亡人员的名单，很久以后他们才知道他被捕了，但他们不了解他失踪的这段日子里受到怎样的待遇。
当天晚11时35分，他被戴上手铐，蒙上面具，塞进一辆警车的后备厢。“漫长而憋闷的”4小时后，他被带到首都的黎波里。天还没有亮，寒气刺骨，“他们剥去了我的衣服，只穿一件薄衫的我瑟瑟发抖”。
哈佐兹回忆说：“30日那天早上，两个警卫开始对我拳打脚踢，他们吼叫着说：‘是你让那些孩子们染上了艾滋病，你是受美国中情局和以色列摩萨德的指使这么做的，你和那些外国女人都是间谍，你们这些垃圾！’”
接着，他们开车把他带到距离的黎波里4公里外的一个房子里，那里实际上是豢养警犬的农庄。哈佐兹将那里描述成“一个虐囚的理想之地，因为没有人会听到我们的惨叫”。“最后我放弃了。”哈佐兹说，因为他们威胁拿他的家人做要挟。
“坐在那里静静等待”
2000年4月17日，哈佐兹及5名保加利亚护士被转移到的黎波里的贾迪达监狱。那里的每间牢房不过4.3平方米，却关押了8个犯人，“每晚我们只能轮流睡觉”。2001年，他又被转到一个50平方米的监牢，那里关押了70个犯人，“整个牢房就像一个塞满沙丁鱼的罐头”。
看守带来的一些报纸上有报道控诉他们谋杀儿童。同监狱的犯人们也认为他罪该万死。
2002年2月4日，在卡扎菲之子的帮助下，利比亚法院撤销了对哈佐兹及5名保加利亚护士“反国家”的指控，然而“蓄意使426名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指控依然成立。
后来警方改善了对他们的羁押条件。“我们5人被关在一所房子里，房子有4间卧室，配备卫星电视，还有厨房和花园。有一个餐馆特别为我们供应食物，我们能在警察的监视下去城里购物或看牙医，还能接待来宾。”
囚禁期间，哈佐兹学会了保加利亚语，2002年5月，保加利亚外长所罗门·帕西来探望“传艾”医务人员，哈佐兹乘机向他申请保加利亚国籍。在他们获释的前几周，在欧盟的斡旋下，哈佐兹终于获得保加利亚国籍。
2004年3月，的黎波里的警卫首长来看“传艾”医务人员。他说：“两个月后你们就能和家人团聚。”然而5月6日，利比亚法庭突然宣布判处他们死刑，他们又被带回的黎波里监狱，关押在死刑犯监牢。
“人固有一死，但是和那里的囚犯们一起等待死亡的感觉实在恐怖。晚上你还在和一个同伴一起吃饭，几小时后，他被带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你听到的只有枪声。这时，你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或许下一个遭此噩运的就是你。”哈佐兹回忆说。
“用余生来洗刷污名”
2005年5月25日，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的委员瓦尔德纳探望了哈佐兹，从而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希望。瓦尔德纳告诉他：“你并不孤单，25个欧盟成员国都在支持你，他们都坚信你和护士们是清白的。”
当年12月19日，哈佐兹的家人获得在荷兰避难的资格。在欧盟的要求下，哈佐兹签署了一项请愿书，祈求卡扎菲原谅并释放他们。
今年7月24日，哈佐兹及5名保加利亚护士获准离开利比亚。飞机降落在保加利亚索非亚机场几分钟后，保加利亚总统宣布赦免他们。“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真正获得了自由。”政府还给与他们经济援助和一套住房，哈佐兹甚至有机会继续进修他的医学课程。
目前保加利亚一名法官正对两个利比亚人提起诉讼。这两个人被哈佐兹指控为虐待他们“最凶狠的罪犯”。哈佐兹说：“我很愿意出庭作证，希望护士们也能出庭。我一定要抗争到底，用尽余生来洗刷我们的污名。”（吴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