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红灯记》的诸多疑问，它的作者最有发言权。记者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著名剧作家沈默君老人。这位曾写出《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灯记》这样轰动全国作品的大作家，回忆起往事，感慨颇多。根据对沈老的采访和研究者王晓兵先生多年前对沈老的采访，记者整理出这篇《红灯记》问世前后经过的稿件，澄清事实，以兹读者。
取材于北满抗联
交通员的故事
据沈老介绍，一位北满抗联交通员的故事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从而构思了李玉和一家三代“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感人故事。
1958年，国家中直机关大批“右派”被发配到北大荒军垦农场劳改，其中包括著名的电影剧作家、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著名电影编剧沈默君。1961年底，沈默君摘帽后，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他去哈尔滨搞创作。
1962年3月在哈尔滨市，省委宣传部延部长当面交给沈默君创作关于鄂伦春人翻身解放的剧本的任务。在采访时，沈默君收集到一些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地下交通员的斗争故事。特别是一位北满抗联交通员在哈尔滨送情报的故事，给沈默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日战争时期，这位北满抗联交通员从黑河来到哈尔滨送情报，住在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一个小客栈里。到了规定的时间，接头人却没来，他身上带的钱花光了，又不能擅自离开。于是，他便装病卧床，饿了四天，粒米未进。到了第五天接头人才来，这位交通员几乎饿死。北满抗联英烈那泣鬼神、惊天地的不朽业绩，深深地激励着沈默君，使他心中涌起要讴歌他们的责任感和创作冲动。沈默君正欲赴鄂伦春地区采访时，组织正式调他任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
1962年5月，沈默君到长春任职后住在长影招待所“小白楼”。著名电影导演苏里再三催他写一个成本低、故事性强、人物突出的电影剧本。写什么呢？他冥思苦想，不得要领。一天，沈默君观摩《尤里斯·伏契克》话剧回来，在与导演尹弋青漫谈中，他说：“如果能写一个‘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的剧本，那就有戏了。”一句话冲开了沈默君灵感的大门，他联系到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英勇斗争故事，结合看戏曲《赵氏孤儿》的启发，构思了李玉和一家三代“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故事。
署名之谜
就在沈默君写作《红灯记》的过程中，曾与他同在850农场劳动的罗国士连连来信，要求来长影，在沈默君身边写作他的小说——《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出于对罗国士的同情(沈默君与罗国士为患难之交，并共同筹划创作小说《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沈默君致信垦区宣传部，请求郑部长出面与长影协商。这样，罗国士就来到长影，与沈默君同住一室。沈默君创作电影剧本，罗国士改写小说。沈默君的创作习惯是一气呵成，由于时间紧迫，为了赶任务，沈默君写一场，罗国士帮助抄一场。在抄稿时，罗国士作了某些文字润色，如“李奶奶脸上每一道皱纹都叙述起她的辛酸”、“像投入母亲怀抱那样激动”等描写。
作品完成后，先取名《红灯记》，一考证与越剧《红灯记》撞车，改为《自有后来人》，又名《红灯志》。打印本经厂艺委会审查要作重大修改。沈默君于八、九两月赴沈阳皇姑屯车辆厂、大连机车制造厂、哈尔滨铁路局补充收集材料，找老工人、老抗联战士座谈，读剧本给他们听，征求意见。就这样沈默君边补充材料，边听意见，边修改拟就二稿。
《电影文学》九月份要发表此稿，主编老唐是沈默君的老相识，他特地通知沈默君，说：“我们已经了解到罗国士的家庭及个人的政治面貌，按规定他必须化名。”付印在即，来不及去信与罗国士商量，沈默君替他起了笔名罗静。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剧本署名“沈默君和罗静”的来历。
《红灯记》为何变成了集体创作
文革初期，江青在杭州一次回答红卫兵提问《自有后来人》剧原作者是谁时说：“是沈默君写的，他本人文化不高，是部队一手培养的。别人塑造一个英雄人物都困难，他一下塑造了三个，为党立了一功。但是，此人摘帽后政治表现很不好，大家不要再提他了。”
另一次，某省军代表要沈默君写一部歌颂他的部队渡江战役的作品，沈默君软硬没干，他向江青汇报说“沈默君翘尾巴”。江青大发雷霆：“他翘尾巴，我们共产党就永远不用这样的人。”江青两次点名将沈默君打人另册。于是样板电影《南征北战》、样板戏《红灯记》，沈默君的名字均被抹掉，而变成了江青的呕心沥血之作。
此后，京剧剧本上一律署名集体创作，真正的作者沈默君和罗静的名字从作品上消失了。
《红灯记》在文革中的命运
《红灯记》这部作品问世后的道路并不平坦，尽管是大红大紫的样板戏，仍然难逃被篡改的命运。1970年，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剧本发生了重大的修改。
首先，故事的发生的地点从东北移到华北。其次，东北抗联改成八路军。那么，《红灯记》故事的发生地点和历史背景为什么要从东北改为关内呢？
原来1968年，刘少奇同志被打成“叛徒、内奸和工贼”，其中，被定为叛徒的“根据”，就是1929年刘少奇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曾经被捕入狱。《红灯记》虽然没有直接反映刘少奇同志的事迹，但它是以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为背景的，并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从第一次大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长期的斗争历史，人们很自然要联想到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的功绩。江青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是绝对不许为刘少奇歌功颂德的，当然也绝对不能容忍刘少奇曾任主要领导人的东北作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故事的背景了。
王晓兵说，江青此举造就了《红灯记》本身的坎坷的命运，在8个样板戏中，唯有《红灯记》遭此劫难。无形当中使《红灯记》的“身份”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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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君(1924年～)，编剧，笔名迟雨，安徽寿县人，生于江苏常州。1938年参加新四军。1950年任第三野战军文化部创作员，与沈西蒙、顾宝璋合作，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南征北战》。1952年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1954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电影创作组组长。1957年与黄宗江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海魂》。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到长影厂任编剧，与罗静合作创作电影剧本《红灯记》。文革后，沈默君任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委员兼创作组组长，创作了《台岛遗恨》、《孙中山与宋庆龄》等多部电影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