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51年1月15日，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军事学院举行盛大的成立典礼。
这次典礼规模宏大，大门口扎起了彩坊，校园中心广场搭起了检阅台，大路旁插上了彩旗，楼房上挂上了大幅标语，到处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中央军委的贺词、贺幛，毛泽东、朱德的题词，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赴朝作战的志愿军以及华东党政机关的贺幛，使典礼大大增色。中央军委还特派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军训部长肖克和总政副主任肖华为代表，出席军事学院的成立典礼。
授旗仪式开始，当陈毅代表中央军委讲话后，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用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前面。突然，一个不在预定程序的场面出现了。只见刘伯承跪下一条腿，双手捧着军旗的下角，吻了一下。然后，才站起身来，从陈毅手中按过军旗。屈腿吻旗的动作，显然是刘伯承的临场发挥。因此众人先都是一愣，继而热泪盈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在刘伯承辉煌的军旅生涯中，办军校是他一直未曾放松过的治军大事。大规模兵暴泸顺，虽对外御敌紧张，但仍在起义军中办了个军事政治学校，那是刘伯承办军校的最初尝试。兵败南昌之后，他远赴莫斯科，先进高级步校，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这对后来刘伯承成为军事大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他对办军校有了更深一层认识。回国后赴解放区，在瑞金办红军学校、红军大学，按毛泽东的意思，决意办出一个“红埔”来。长征中又领导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及至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为军队的发展壮大，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人才。刘伯承对军校有着一种别样的感情。
于是，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他写道：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还是让我去办一所学校吧。”
当时，战争正急需人才，新中国军队建设更需要大批优秀军事人才。4天后，毛泽东给刘伯承发出“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军事学院筹建时名陆军大学）的电令。
到军事学院学习的学员，皆是全军的宝贝，有许多是身经百战的著名将领。其时朝鲜激战正酣，急需指挥员，因此，在朝鲜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司令员，于1951年3月，即军事学院成立两个月后，即从高级、上级速成系调走了44名学员。5月，彭德怀又提出，再调50名学员，充实志愿军各级指挥机关。
这批正在学习的学员和在职干部，都是既勤奋好学又富有作战经验的中、高级指挥员，且大多都是著名战将，如杨得志、秦基伟、肖永银等，刘伯承对他们甚是喜爱，对他们未能完成学业深感惋惜，把他们提前离校比喻为“雏鸡尚未孵出，鸡蛋即已取走”。
正式开学后不久，刘伯承发现从机关到学员，普遍存在着一种自由散漫的习气。
开会的时候，苏军顾问军装笔挺，姿态端正。而许多学院干部却衣冠不整，风纪扣松开着，有的甚至敞胸露怀，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学员上下课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又说又笑，见到他这个院长不知道立正敬礼，反摸头傻笑。有的学员宿舍又脏又乱。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有的学员上课时跷着二郎腿，回答教员提问懒得起立。更有甚者，听报告、看电影，正门不走爬窗户，或从铁栅栏上跳进跳出……
刘伯承火了，召开全院大会，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以后，来自野战军的不可再‘撒野’了，干过游击队的也不可再‘犯油’了。有的人自由主义，违反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真是‘搞臭了南北两京’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
说得那些自由散漫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甚是难堪。
建院初期，教员奇缺，经中央军委批准，刘伯承调来600多名原国民党军官来学院任教，当时占全院教员总数的70％。其中有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有国民党军队师以上的高级指挥官，还有原国民党国防部的厅长、陆军副总长。
但教与学的矛盾出来了。那些旧军官教员，由于政治立场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在教学中表现出军事学术思想陈旧机械，或崇拜英美，或迷信德日，还有的在介绍战例时，不自觉地就冒出“八路”、“共匪”等贬低我军的语言，引起学员的强烈反感。而这些学员，本来就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讲课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自不量力；有时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你懂什么！老子当年就是这样打的，还不是照样打胜了？！”
在全院的教、学员大会上，刘伯承十分严肃地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嘛！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不计先后，站到革命队伍中就是同志。这些‘旧军官教员’是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要尊重他们……今后，谁要再顶撞教员，在课堂上给教员难堪，就开谁的党小组会，执行党的纪律。”
刘伯承深知靠“旧军官教员”维持教学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十分重视从毕业学员中选拔人才留校任教。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能服从革命需要，但也有个别的不愿意干教员，嫌教员工作繁琐，个人成长进步慢，不如在部队当指挥员发号施令痛快，升迁快。
一位原任师长的学员在军事地形学方面颇有专长，被刘伯承看中，要留他当军事地形学教授会（相当于今天的教研室）主任，不想他坚决不同意。刘伯承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该师长学员仍不服从分配。刘伯承一气之下，关了他的禁闭，并给了他一个处分。后来这位学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分配。
刘伯承得知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喜形于色道：“说服说服，就要你心悦诚服；如若不服，那就要‘阿弥陀佛’，绳之以纪律了。”
1955年，刘伯承在北京出席七届五中全会时，向毛主席反映：由于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军事学院教员队伍已经出现严重缺额。他本想从全军选调，但始终未能如愿。因此特请主席批准，允许他从本院和其他军队院校的毕业学员中选择一批作教员。
毛泽东那天的心情很好，听了刘伯承的话后，笑道：“这个办法很好，但是，为什么你早不喊呢？”
刘伯承分辩道：“我早就喊了嘛。我每两个月都给您和中央军委写一份工作报告，每份报告中差不多都要论及此事。”
毛泽东点点头，道：“哦！那是因为你的喊声还不够大。”
刘伯承听了也笑了，高兴地说：“那好，以后我就大声喊了！”
回到南京后，刘伯承很快给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份提请补充教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军委授予我一个权力，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学员，只要学有专长，能胜任教学工作，我都可以选留做教员。”
毛泽东说到做到，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
这年，刘伯承从本院400多名毕业学员中，一下子留了近一半做教员，又从全军院校毕业学员中选调了100多名，大大充实了教员队伍。
几年来，刘伯承一直致力于现代大兵团攻防作战的战役法研究，编写战役法教材，讲授战役法课程，主持战役法集训，组织集团军战役演习。军事学院演习规模大，气势恢宏。最多时参加演习人数近万人，演习地域宽30公里，纵深300公里，跨10县、100多个主要村庄，真是一幅壮阔非凡的战争画卷。
每次演习，刘伯承都要亲临演习场，进行指导。在安徽凤阳临淮关演习那次，刘伯承在酷烈的阳光下，从一条战壕走到另一条战壕，从一个阵地走到另一个阵地，连续步行4个小时，虽然汗透衣襟，但一直领扣不解、军帽不摘，以他多病的躯体和59岁的年龄，真是让人叹服不止。
军事学院成立5周年前夕，毛泽东和陈毅、谭震林、罗瑞聊等中央领导人，于1956年1月11日来到军事学院视察。
毛泽东表扬了刘伯承，说中央派刘伯承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用，刘院长干得很出色，希望大家在刘伯承的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干得更出色。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军事学院校园。当他看到院内有一个设备完善的室内游泳馆时，甚感惊喜。毛泽东在年轻时代就对游泳有着特别的爱好，现在见到这样一个好的游泳馆，不禁“游兴”大发，当即换了泳衣，入水畅游一番。游了一个多小时，方才出水，却仍兴犹未尽。当即豪气顿生，大声对刘伯承说：
“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后来毛泽东果然兑现了横渡长江的诺言。
1955年9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授予刘伯承元帅军衔。军事学院仅战役系52名学员中，就有上将5人，中将23人，少将24人。⑥1
刘伯承1956年在南京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