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许多年轻的记者问我：“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开国将军，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战创。在我采访的200多位开国将帅中，90%以上都负过伤。如果把他们身上的弹创累积起来，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弹创都要多！肯定可以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战创，是这一代开国将帅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他们是全世界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战创记载着他们的苦难，也记载着他们的光荣。
十大元帅、十大将中
各有七人负伤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陆陆续续采访了王震、许世友、张爱萍、陈锡联、王平、刘震、陈士榘、洪学智、余秋里、李德生、张震等200余位开国上将、中将和少将。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无论是军事指挥员，还是政工干部、后勤干部；无论是一线指挥员，还是机关工作者；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几乎没有一位将军身上没有战创。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下面的几组数字是我在采访中逐步积累的，也是很不完全的有待于增补的数字，但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将帅战创的情况。
十大元帅中有七位负伤，他们是：
刘伯承：负伤9次战创10多个；陈毅：负伤1次战创1个；贺龙：负伤1次；罗荣桓：负伤1次战创2个；徐向前：负伤2次战创2个；聂荣臻：负伤1次；林彪：负伤1次战创1个。
十大将中有七位负伤，他们是：
粟裕：负伤6次重伤2次战创4个；徐海东：负伤9次战创20余个；陈赓：负伤2次战创3个；张云逸：负伤1次战创1个；罗瑞卿：负伤1次战创2个；王树声：负伤4次战创5个；许光达：负伤2次战创2个。
在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还有一批因战创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将军。他们是贺炳炎、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苏鲁、陈波、彭云清、童炎生等9位断臂将军，钟赤兵、谢良两位独腿、独脚将军。据我了解，如果算上眼睛炸瞎、耳朵震聋、大脑损伤及身体各部位的永久伤害，残疾将军的数目远远不止这些。这在中国战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罕见情景。
战创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
开国将帅们最早的战创记录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袁军对四川的水陆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其中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把他的右眼珠打飞了。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手术时，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刘伯承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见他手握的椅柄汗水下滴，问：“痛吗？”刘伯承回答：“才70多刀，小事！”德国医生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德国医生大为惊讶：“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第一次遇见像你这样勇敢的人！”
在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先后负伤9处：左脚一处；颅顶一处；右眼一处，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处，险些丧命；左臀部一处；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处，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处；右手侧面一处。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龙书金少将是我军绝无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乍一看，他的左手手臂与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手腕、手掌、手指，和正常手一样灵活自如。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条手臂竟像丝瓜吊在藤蔓上似的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可以上下伸缩，却抬不起来。他的左上肢在抗战时打断了，上臂和下臂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只有皮肉连着，因此，整个左手手臂比原来短了五分之一。将军对我说：“那时候天天打仗，怎么固定啊？我这上下两截骨头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总是连不好。”就这样，1939年受伤后，他用两块小木板夹住左臂，吊在脖子上，跃马挥枪，南征北战，整整打了10年仗，从关内打到关外，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
开国将帅们一生大半时间在战场上，从辛亥革命算起，大多有30多年的战斗经历。最初为推翻清王朝而战，以后是向军阀宣战，国共两党分裂而内战，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局部的边境战争，如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中苏边境之战、中国南疆边境之战等等。经历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巨与惨烈程度，都属罕见，短兵相接、贴身肉搏、面对面拼刺刀，称为“浴血奋战”、“身经千战”也毫不夸张。
千姿百态的战创奇观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民统计：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我军团以上指挥员，负伤者不计其数，牺牲者达3000多人，牺牲人数最多是在红军时期，军以上干部就牺牲了160多人。
颜文斌少将在1000多名少将中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却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全身共有18处战伤。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老将军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右臂弯曲不能直，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那是在长征途中，敌一手榴弹于身边爆炸，一弹片钻进右臂，骨折筋断，肿如馒头。卫生员将他绑于树上，以小刀割开皮肉，将弹片撬出。将军说：“那时又没有麻药，疼死了！”左上臂有两个弹洞，一前一后，状如铜钱，敌子弹前后贯穿而致。将军告诉我，负伤后，当地老乡以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星期就痊愈了。左大腿根部前后两个弹洞，被敌军暗枪击穿所致，子弹由前下腹部进，股后出，战后看到血才发现自己负伤。前额有一弹疤，被敌手榴弹弹片击中，当时就昏死过去数小时……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军中弹创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弹创，他自己也说不清。我问及此事时，年逾八十的老将军扒开白衬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你数数，就这里，起码30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将军言此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死而复生”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身上有战创15个，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一次战斗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被敌弹击中，昏迷一天一夜。官兵们都认为他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钱钧竟奇迹般地醒来了。他清楚地听到团长与战士的对话：“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钱钧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刘昌毅中将也有死而复生的经历。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被装殓于棺木。警卫员拿出刘昌毅的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连长最喜爱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这时却突然发现他的手指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捡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不但是战争的强者，
更是人生的强者
正因为开国将帅们都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人，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1936年冬天，国民党大举清剿陈毅元帅的驻地梅山，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明灯搜索。当时陈毅腿部负伤又罹病，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写下《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毅元帅首当其冲遭受了冲击，但他毫不畏惧，谈笑风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1967年2月，陈毅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拍案而起，反对“文革”的一些做法。有人诗赞陈毅元帅：“就是到了地府，也要大战一场”。
1936年3月，余秋里中将率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激战中他两次中弹，均创左臂，筋露其外，微微颤动。他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两万余里，9月方实施截肢手术，从此断左臂。新中国成立以后，余秋里将军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率千军万马会战大庆油田，以断臂之躯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奇迹，也创造了他生命的辉煌。
方强中将一生负过三次几乎致命的重伤，其中一块弹片在肺部留存了65年，直到78岁才动手术取出来。至今仍健在的方强将军数十年如一日，用高声唱歌把身体中的浊气呼出来，数十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写了《红军战士》、《为祖国而战》、《生命之光》等七本书。
含笑赴死
1982年冬，曾经在战争年代4次负伤的杨勇上将患了不治之症。但他总是那么平静，凡有人探视，都神态自如、谈笑风生，对来访者说：“我还有两个月时间，现在已过去了一个月，还有一个月时间。”许多人听了他的话，都悄悄背过脸，泪水夺眶而出。杨勇将军直到临终神志都很清醒，他是睡着走的，比他自己估计的多活了5天。
1986年10月，聂凤智中将在他的住处笑眯眯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我那时才知道，在这之前四个月，将军已被确诊患了肺癌，右肺有一个乒乓球大的阴影，接受采访时正在发烧打吊针。将军夫人何鸣告诉我，大家都很担心，但他总那么乐观。有一天，张爱萍到医院来看他。张爱萍问：“老聂，怎么样？”聂凤智轻松地说：“没什么，癌症！”开始，张爱萍还以为聂凤智与他开玩笑呢！当他得知真相后，感慨地说：“老聂这个人死不了，他的精神好得很！”聂凤智将军在写给党小组的一封思想汇报上说：“比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我是幸福的。虽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我一定能够保持乐观镇定的情绪，积极配合医生，坚持把治疗做好，向疾病进行斗争。”将军患绝症后又坚强地活了5年。
(据《光明日报》)
(编者注：本文作者吴东峰系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从1985年开始，先后采访开国将帅200余人，用白描手法、文言句式撰写的《开国将军轶事》(上、下)影响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