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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燕老人向记者讲述城市的成长历史。
本报记者杨佳薇 实习生吴雪飞/文 本报记者赵海江/图
■人物
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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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安平县人，1927年3月生。1944年开始从事地下抗日工作，1947年11月随军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邢燕被分配到石家庄市政府秘书处工作。1952年7月调到市卫生局任秘书干事。1962年到郊区防疫站任站长。1977年到市防疫站任职。1988年离休。
“石门为什么后来改成石家庄？刚刚解放的石家庄是什么样的场景？……”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但16岁来到石家庄、60多年的石家庄生活，让如今已80高龄的邢燕老人对石家庄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早在16岁时，就在当时的石门参加了抗日地下联络站，成为地下工作者；在解放石家庄的紧要时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向导，带着解放军进入石家庄；解放石家庄后进入市政府秘书处，与这个城市一起成长……“想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现在知道这个城市成长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
“不愿意让历史尘封。”邢老在叙述中一再提到这句话，指着一张张珍藏的泛黄老照片和他保存至今的历史资料，往事历历在目，但邢老却表示，拿出这些老资料，叙述曾经的岁月，不仅仅是想展示自己的当年，更多的是希望让今天的石家庄人更好地了解那段远去的岁月。
60年似乎就在弹指一挥间，但在邢老和大多数老石家庄人眼里，这一瞬间就是永远，邢老感叹着，留下这段历史，他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16岁开始为石家庄“革命”
邢燕与石家庄的渊源要追溯到1947年之前。1942年，邢燕的父亲邢玉祥受冀中军区司令部司令员吕正操之命，举家从安平县搬迁到石家庄，建立了抗日地下联络站。那时，他们一家租住在东里村的一个小院里，南四间，北四间，地下工作者们常常在他们家的南四间屋里碰面。受他们的影响，1944年，16岁的邢燕被组织上派入日伪军警署收发室(伪石门市警察署)，开始了地下工作。
我当时在警察署的工作是收发信件，可我真正的工作却是抄录他们信件的内容，他们的信件里有很多日伪的活动记录，包括详细的活动时间、活动地点、活动人数、武器数量等。我当时常常利用工作之便，把本应当天下午发出去的信件先压下来，等晚上拿回家去用水把信封浸开，把信中的重要内容抄下来，然后再贴好烤干，把抄下来的内容送给地下交通员陈来，再由他送往解放区城工部。第二天一早我再把信发到日伪各部门，就这样多次截取了敌人的重要情报。
除了收集情报，我还利用自己职位的便利帮其他来石的地下党同志办‘良民证’。在当时，没有‘良民证’可是寸步难行。必要时，还向物资紧缺的解放区运送电池、药品、手枪、子弹等等禁运物品。
记得当时因为我是穿警装的，所以可以在城里进出自如，每次我就把将要运送的物品打包装好，‘镇定’地穿过日伪的关卡，送到城外指定地点给接头的人。为防止他们怀疑，我每次都是从休门的关卡出去往东到二十里铺，交给接头人后，再绕一圈从槐底的关卡进城。每一次过关时，我都会长舒一口气，心想着，我还活着，又过了一次关，我还有机会再为国家做点事……
■叛徒出卖险些被捕
地下党的工作永远是命悬一线的，在邢老叙述过程中，一旁倾听的我们都暗暗捏了一把汗。“谁又知道哪次会被日军发现呢？那时候真是把脑袋装在口袋里。”邢老感慨而自豪地说。然而，就这样秘密工作了一年后，在日军无条件投降、国民党进驻石家庄后，1945年9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设在邢家的地下联络站最终被破坏了。
那天的场景我一直记忆清晰，我同哥哥像往常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到胡同口时，就看到我二嫂在那里使眼色、挥手，让我们别走过去。后来，在另一个隐蔽的地方，二嫂告诉我们，国民党正在家中进行抓捕，我父亲已经被捕了，通讯员陈来躲在家里床下的木箱子后面才幸免于难。当时我们又急又气，可又没办法，只好迅速转移，在一家馒头店里躲了一夜。
第二天凌晨5点钟，我们就跑到休门哨卡准备出城，那时候还没到开放吊桥的时候，守城的拦着我们不让出城，我急中生智，想起自己以前经常穿着警装进出关卡，就故作镇定地跟他们说：‘快点开门，我们有任务！’看我们身着警服，守门的士兵就乖乖地开了门，放了吊桥。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是死里逃生。我们走后大概半个小时，刚开哨卡门，国民党的特务军队就追到了，而这时我们刚好到了安全地带———藁城梅化武工队驻地。如果不是早走一步，我们的结果只能是被捕、死亡。
■“我是最年轻的向导”
1947年10月22日，清风店战役取得胜利，石家庄成为名副其实的“陆上孤岛”，开会传达后，大家都意识到攻打石家庄的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和所有的地下工作者一样，邢燕也摩拳擦掌，准备随时参与到这场意义重大的战役中去。
就在准备攻打石家庄的日子里，为配合部队作战，上级领导决定挑选一批政治可靠、身体健康、熟悉石家庄市区地形及敌情的同志，充当解放军进攻石门的向导，当时一下子就有100多人报名，经过严格挑选，最后选中了30人，我成了其中一员。我当时又高兴又紧张，想着：我总算能够参加解放石家庄的战斗啦，而且我还是当时被挑中的最年轻的向导。
我当时被分到一个营里，营长姓任，因为我的个头小，任营长就发给了我一支小马枪。11月5日开始，我们开始引导着攻城部队向石家庄的边沿进发。
当时每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向任营长介绍情况，告诉他应当直走还是迂回、内外市沟的深度和宽度、环市铁路装甲车情况及电网情况等等，因为我曾经在警察署工作过，而且在石家庄市内生活了那么几年，情况确实是比较熟悉的，但还是害怕自己有什么情况介绍不准确，因为当时我的任何一点闪失就可能给部队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我们在向石家庄行军的过程中，敌人的飞机反复盘旋俯冲，向部队扫射。当时，我们的头上都戴着伪装，一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营长就命令我们卧倒、隐蔽不动，敌机一过，马上命令战士们急步行军跑步前进。这样的急行军是我平生的第一次经历。当天傍晚，我终于把部队带到了指定的进攻地点。
■踏着罪恶尸体冲过外市沟
“枪林弹雨里，子弹从你耳边飞过，你就活下来了，如果打中头，就再也醒不过来了。”邢老这样描述自己亲历的战争，他说那时生与死都在一线之间，但当时什么都顾不得想，只希望尽可能详细地把地形解说给营长，将敌人的炮楼、哨卡的具体位置告诉营长。
进攻石家庄的战斗是深夜打响的，随着信号弹的升起，我军的大炮也轰鸣起来，首先扫清了封锁沟外围的零散据点、碉堡。
不过，攻打外市沟最大的麻烦还是负责看守外市沟的还乡团、保安团这些人，他们的战斗力虽然不强，但都拼死抵抗的。他们都是日寇侵略时期在当地作恶多端的人，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们明白，如果后退，就会被国民党军击毙，如果投降，就会被我军送回原籍，也要被当地人民政府制裁。所以尽管营长一直在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样的话，但他们仍旧顽抗。当我引导部队通过外市沟时，基本上是踏着这群亡命徒的罪恶尸体走过来的。
■寒风冷雨中攻入内市沟
与外市沟相比，内市沟的沟底还铺设有尖木桩，沿沟拉着电网，进攻难度更大。在邢老的记忆中，攻打内市沟前，一直有寒风冷雨，即将到来的激烈战斗和寒冷的天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攻打内市沟时，我们只能再次展开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先挖个人掩体，依次再筑地道，横向连通，最后形成进攻出发阵地，筑成纵向交通壕。我们挖工事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稍微有点响声，就会引来敌人的一阵枪炮声，而且内市沟上空敌人的照明弹一直升腾不断，我们所处的环境可想而知。而且这天夜里一直阴雨蒙蒙，我当时由于没有挖工事，只能在一边拿着枪掩护，在寒风冷雨中冻得打哆嗦的感觉至今仍记得。
11月10日下午，部队开始全线发动总攻，因为内市沟大部分守军都是国民党从城中雇来的壮丁，他们的战斗力非常有限，一阵激烈战斗后，他们就举起了白旗。我记得在距敌人碉堡100米左右的地方，营长仍然是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样的话，里面的敌军就举着枪排队出来了，把枪都集中放在了左侧。
■张贴布告亲手挂匾
攻进内市沟后，邢燕所在营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11月11日上午，敌军师长刘英被俘虏，并乖乖写下了“投降令”，敌军失去了指挥和斗志，纷纷溃逃或投降。11月12日，我军清剿了最后的敌军，石家庄胜利解放。
石家庄解放后，我被分配到位于中山路的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秘书处报到，开始了新工作。我得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张贴布告，因为当时虽然解放了，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一直影响着人们，当地民众并不了解解放军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家家户户都害怕得足不出户。
为了稳定民心，市长亲自下发了布告，我记得当时布告题为‘石门市市政府、卫戍司令部联字第一号公告’，内容大概就是‘石家庄解放了，石家庄成为人民的石家庄了！’这种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容。我和同事黄克就拉着一匹马，驮着一捆布告，提着一桶糨糊走街串巷张贴布告。当时国民党的飞机仍来回盘旋在城市上空，飞机来了我们就卧倒，飞机过去我们就边跑边贴边填日期。
1947年12月26日，经晋察冀边区中央局批准，“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从1948年1月1日起改称“石家庄市政府”，邢燕又承担了制作第一块“石家庄市政府”牌匾的任务，限期四天完成。
我当即去市场大院找到了全市著名写牌匾大字的关永昌师傅，请他按牌子规格写了‘石家庄市政府’仿宋体大字。之后，我将大字送到南大街刻字铺李文忠师傅那里进行木刻，结果三天就完成了任务。
1948年1月1日，我亲手把原来“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的牌子摘下，将新的牌子“石家庄市政府”挂到了中山路的市政府(现工商银行办事处)大门口。那天，我还和同事们特意留影纪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