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楚元从孝感财校毕业后一直在孝感财政局工作，后来到应城市任市长，去年10月到孝昌县任县委书记。在财政局时，不具体接触农民，而应城市各类资源多，很少有农民外出打工，直到来孝昌，高楚元才直接感受到了“贫困”两个字的沉重。他承认，富家好当，穷家难当。而他这个“穷家”当的策略是：县内调整产业结构；县外抓好外出务工人员，针对对象就是农民工。
“如果全国每一个县委书记都像高楚元一样，依法为自己的人民撑腰说话，维护其合法权益，不但农民工讨薪问题有了新的可操作途径，而且，党提倡的‘和谐社会’就会真正落实。”人民网副总编张静芝如是说。
“如果没有政府出面会如何呢？”
“虽然是政府对政府，也不是很简单。”唐民华感慨地说，维权专班分别通过不同途径找到区政府、区政法委、呼和浩特市法制工委，甚至动用了在当地担任高级官员的湖北老乡关系。
做完这些工作，维权专班5月22日返回湖北孝昌。
《新华每日电讯》5月30日报道，民工被打后赛罕区政府一名官员气愤地指责媒体“小题大做”、“给政府抹黑” 。事实上，该官员是在和维权专班的全体人员见面时，当场对随行的内蒙古一家媒体记者提出这番指责。唐民华说，当时接待他们的两名赛罕区官员，另一名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这让他很诧异，“我真不相信这样的场合、这样的话，会出自一个政府官员之口”。
在呼和浩特维权期间，唐民华和维权专班还专门召集了两个专门会议。一个是培训会：各职能部门领导结合本行业就如何维护农民工自身合法权益，对农民工进行现场培训。徐组学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最重要的两点，“要求我们一是要签订劳动合同，在合同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清楚。这样一旦发生纠纷，才有维权的基础；二是要找准维权部门，如果出现劳动合同纠纷等事项，先找劳动监察部门反映，再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如果还是不服，再找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打官司。 ”
“这次政府讨薪，仔细思量应该算是一种悲哀。”孙淑萍说，这只能反映出法治环境还不能自我净化，“民主与法治的进程还很长，政府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试想，如果这次没有政府出面，结局会如何呢？”她说，该事件中涉及工程的主体建设农民工就没拿到一分钱，快完工的时候被同样一伙人打跑了。
拟成立民工商会
最重要的会是商议成立民工商会。“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组织起来，大家都身在外乡，这样才会有约束，同时维权方面也能起到作用。”专班成员李顺新介绍说，孝昌人的抹灰技术好，接的工程也不少，但存在着互相压价的现象，有的甚至赔本赚吆喝，这无疑是很不利的。成立商会就有约束，大家都能赚到钱。“一天抹灰，能赚到百十块钱”，这对于农民工而言，也是个不小的收入。商会一旦成立，在讨薪等维权方面就有很大便利，“商会是民间组织，受政府指导，一方面争取合法权益，一方面要约束我们的农民工知法守法，认识到自己就是当地的建设者，这样就在大基础上便于政府对政府的交涉和沟通。 ”唐民华代表县政府承诺，在呼和浩特的孝昌籍农民工成立商会筹备会，并指定了临时召集人。
孝昌县在外的农民工集中地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都有自己的分商会，总商会设在孝昌县，由于商会会长是政府指派，所以这个民间组织也有和政府沟通的顺畅渠道。高楚元说，孝昌县驻京办和其他驻京办不同的是，它专为该县农民工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各类信息在政府和驻地工地的传达和反馈。“这件事是我批示推动的，但之后一旦有此类情况发生，这个机制就自动启动了。”据了解，孝昌县政府方面已经形成民工维权的专门预案。
“可以拷贝的经验是两点。”总结这次维权成功，唐民华认为，政府对政府是正确的，都是组织出面，协调和沟通都有行政程序，可以平心静气地解决问题，这是执政为民的最佳体现。更重要的是媒体作用，“我走到哪儿，呼市人都认得我，都知道我是湖北孝昌的县长，来维权的。”唐民华惊奇地发现，就是到了各个政府部门，都会有人主动告诉他们，哪个机关在哪个楼怎么走。他们发现在呼和浩特的那几天，内蒙古的报纸电视和网络最热的词就是“孝昌”，呼市的媒体和《孝感晚报》在5天之内，信息几乎共享，彼此互动。“几家媒体的记者，我们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唐民华说最感谢《北方新报》的李显峰记者和他们的老总，“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至少不会很快引起当地政府重视并迅速做出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