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斯洛文尼亚，西方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历史的长河跌宕起伏，孔子在后人心中的形象，也起起落落，浮浮沉沉。当后人对孔子的评价接近本真，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西方当红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齐泽克、德国汉学家顾彬，应本报之邀，写来自己的“《论语》心得”，为解读《论语》提供一种西方的视角。
当我听到“孔夫子”这名字时，他的三个训诲马上浮现在我的脑海：
政见不同不是“混乱不堪”
1.“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第十二，11)
在欧洲，我们将此称作“公司愿景”(corporate vision)：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一个载体，每位个体都必须处在属于他(她)的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发挥属于他(她)职责范围内的功能。然而这是与民主政治完全背道而驰的：在民主的形式中，任何人都没有必然的理由被束缚于某一个特定的位置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到世界性的事务当中，作为全球性事务的一分子，对我们的社会将往哪个方向前行的问题，提出他(她)自己的思考与议案。孔夫子具有这样狭隘的观念，于是也便难怪他会把个体提出不同政见的社会，形容成了一个混乱不堪的社会。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就这么听上去，倒像是对一个尊崇民主政治的社会的上佳描述：“君”的是联合起来的臣民大众，“臣”服于民众的是有名无实的“君”者。因而，孔夫子对复兴恰如其分的社会秩序之建议，应是一种“正名”吧。
他要求我们重复陈旧模式
2.———名不正，则言不训；言不训，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第十三，3)
从这段话中看来，观点就显得更为自相矛盾了。孔夫子在这里不仅仅表现出背离了我们这个民主政治时代，而且还表现出与他自身观点的相悖：跟他对尊重传统文化、传统习俗及礼仪义德的倡导皆显出背道而驰之势。孔子的建议恰恰损坏了他一直为之辩护的一点：所有能称得上是“得当礼仪”的，难道不都应该遵循“言不训”这一点吗？当孔夫子要求我们：
———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第十二，1)
这个时候，他实质上要求我们做的是“说什么话都别直接说出你真正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盲目地跟从礼仪习俗，而根本不需要真的去理解透彻。当我们遵从于礼仪习俗之时，我们就在重复着一套一套的陈旧模式，而这些老旧模式的真正含义，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不明莫解的。再者，这当中还有另一个问题：究竟我们需要跟从的是哪一些礼仪惯例？四下环顾，我们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习俗：一些是令人发指的保守风俗(比如以人陪葬，强迫女性裹胸缠足等等)；也有一些极具隐藏性的下三流的习俗。
己所欲，便可以施于人吗？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怎么样？孔子在这个句子里，是不是终于做出了我们大家都一致举双手赞成的结论了呢？但很不幸的是，这一条规则，看上去似乎是最不成问题的，对我来说却恰恰是最具有危险性的。“你自己不想要的，别放到他人头上”这句话潜在的信息有可能是：如果是你自己所“欲”的，便名正言顺地有理由“施于人”。那么假如我是个受虐狂，或者是个宗教狂热者，我喜欢自找痛不欲生的感觉，喜欢自找苛刻的宗教纪律呢？我是这样，是不是我就有权利将这种“欲求”生安白造到他人头上呢？
“我”究竟是何人，为什么有能耐为他人决定什么对人家有好处、有能耐将对我自己有好处的事物也强加于他人身上呢？因此，从这一个角度上，我们便可以争辩：对于他人而言最大的不幸，一定不会是源于“我”希望他人遭殃的歹毒愿望，而是来自“我”粗暴地强制性向他人灌输下“我”所认为的对他人“有好处”的事物。
我在此做个小小的结论：我很喜欢中国，是中国一个善意的朋友，但我一点都不喜欢孔子的学说。想想看，毛泽东犯下的所有错误及其后果，我会从孔子学说中的“天命论”找到渊源———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铭式口号：“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我很清楚为什么现在孔子又受欢迎了起来：在中国的社会飞速推进现代化的时候，便亟须孔子的传统伦理道德来协助维持社会的稳定。可是从长远来看，这种传统伦理道德不会走得很远。
翻译/张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