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瑞典学者对美国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有了深刻理解的同时，他们也开始寻找一条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新的发展道路。
——丁刚(北京资深媒体工作者)
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体制中，瑞典模式与美国模式似乎是两个最为不同的模式，但很多人可能不会想到，在瑞典模式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中，美国因素却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早在1865年，瑞典议会经过长达30年的论争，由中世纪的四个等级结构改变为两院制，这主要就是因为受了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介绍美国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影响。但瑞典学者真正开始关注美国是20世纪初才开始的。
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有120万瑞典人移民到美国，约占当时总人口的25％。大量人口外流造成了工厂缺少劳力、军队缺少士兵，工业化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口减少成了当时瑞典政府面临的最棘手的社会难题。
大批瑞典人移民美国，美国也成了瑞典人心目中的“理想国”。1881年，瑞典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积极分子奥古斯特·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在南方城市马尔默作了一次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在那次演讲中，他说，瑞典穷人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好日子，要么漂洋过海移民美国，要么是留下来成为社会主义者。
1907年至1913年，瑞典政府做了一项调查，通过填表的方式要求移居美国的人回答一些问题，进而了解这些人希望移居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要移居美国的人都非常向往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瑞典人看来，在那样的社会里生活，没有等级的划分，个人也有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
瑞典的政治家们开始意识到，仅仅靠法律规定来阻止移民潮已不大可能，而只有提高社会生活水平，让人们对未来的生活产生希望，才会放弃移民的考虑。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把目光投向了大洋的另一岸。他们在思考:为什么美国会吸引那么多的瑞典人？它的迷人之处究竟何在？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则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美国人那样，把瑞典打造成一个更有活力的家园呢？后来社民党人提出的“人民之家”的构想，就是由此生发而出的。
瑞典的学者们不仅在关注着美国，也在想方设法地去美国学习、研究和考察。冈纳·缪尔达尔和约斯塔·巴格是当时两个比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前者后来还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巴格是保守派的政治家，而缪尔达尔当时是一个倾向于社民党的学者，后来成了社民党的重要人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人都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新建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他们致信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能借助于该基金会的资助来为研究所的发展奠定基础。后来，他们分别接受了资助，去美国从事研究，像这样的瑞典学者还有一些。
瑞典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出现了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基本上是受德国的影响，但一战后，美国的影响开始取而代之。那个时候，欧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欧洲国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投入要远远少于美国，这也是瑞典学者能够去美国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
正像我在前文中所写，这些瑞典学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看到了当时工业化引发的社会矛盾，希望以瑞典社会为“解剖对象”，为世界提供一个普遍的解决方式。而在他们看来，如果要拿出一个这样的解决方案，就必须到美国去学习、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较快，投入较多；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吸引了那么多的瑞典移民，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对美国产生了一种好奇心。
起初，瑞典学者是把美国作为一种样板来学习、研究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美国的很多问题，特别是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种族歧视。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频频发生，这给瑞典学者上了生动的一课，也让他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比如，缪尔达尔曾专门研究过美国的黑人问题，还为此到美国南部作过调查研究。他写的专著《美国的困境》一直到现在都是研究美国种族问题的重要读物。在这本书中，他对美国面临的种族歧视的困境作了深刻的分析，在缪尔达尔看来，一个让他深感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信仰上帝的国家里会出现那么多丑恶的事情。
在这些瑞典学者对美国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有了深刻理解的同时，他们也开始寻找一条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新的发展道路。不过，这样的研究与学习也决定了他们会更多地受到美国的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瑞典模式的建造者们所创建的理论也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