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涛
2007年6月3日，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身亡。中纪委会同有关部门查明，宋平顺道德败坏，包养情妇，并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其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根据有关规定，中纪委决定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宋平顺党籍。(新华网北京7月5日电)
窃以为，对于宋平顺的调查与处理，不是句号而只是一个逗号。我不仅关心宋平顺是否道德败坏，更关心他有无涉嫌犯罪；我不仅关心是否开除党籍，更关心他的那些违法犯罪所得有无全部追缴。既然宋平顺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那么，对宋平顺情妇以及他本人的赃产就必须紧追不舍，全部上缴国库或者返还受害人。
贪官走投无路才会自杀，但是对贪官来说，自杀仍是一个次优的选择。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人死了，当然会停止进行刑事追究。但实践中还有另一项惯例：不但刑事追究没有了，对于赃款、赃物的追缴也停止了。既如此，贪官自杀，自己虽身死名裂，但不必讳言，留下的巨额赃款也足够家人逍遥。近年来，贪官自杀的事件屡屡爆出，比如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湖南省原副省长郑茂清、吉林市原副市长王伟、黑龙江省原检察长徐发等等。不知他们是否受到了赃款死后不追究的激励，而前赴后继地向阎王爷报到。
对于公众来说，贪官死后其财产不再追究，却意味着正义的边界在退却。因为，正义的实现不仅体现在完成对贪官的刑事追究，而且体现在对其赃款、赃物的追缴，如此才能让国家财产(准确些说是纳税人的财产)不受损失。仅仅让贪官受刑事处罚，或者自杀后一了百了，我们只能实现半吊子正义。
我们的司法机关不妨向香港的廉政公署学习取经。有例为证：曾任香港警察队华裔总探长的韩森，在1961年退休时实际控制的资产超过415万元，超出其官职正当收入的21倍，但当香港廉政公署介入调查时，他却移民加拿大，后潜逃至台湾。从1976年到1999年，廉政公署通过国际引渡等方式对韩森进行追诉，直至当年8月韩森在台湾去世。由于无法刑事起诉一个死人，廉署改为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向韩森的遗产受益人展开追讨，最终于2006年讨得总值1.4亿元的韩森资产。更重要的是，廉署没有满足于赃款“如数”追缴：由于资产升值等原因，韩森家属最后交出的资产，是其当初贪污数额的整整35倍。
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廉政之国”，恐怕也得建立一个对贪官赃产进行紧追不舍的机制，不管贪官出逃国外或者自杀绝于世人，对于违法犯罪所得赃产必须予以足额追缴。刑事诉讼不行，改用民事诉讼；出庭审判不行，可以建立缺席审判制度。眼下，最好就从紧追贪官宋平顺的赃产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