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可惩治了不少特务！”从成都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里传出了爽朗的笑声，87岁的原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魏敬斋老人，一手扶着刚输过液的腰椎，一手向空中一挥，风采犹在。
四个旅只剩四个团
1940年到1943年，侵华日军采取“梳头战术”、“三光政策”，敌占区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根据地遭到很大破坏。魏敬斋当时在八路军冀南军区某支队任特派员、“锄奸队队长”。在他工作的位于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的这块平原区域，原本有四个旅，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取消，分散为一至两百个人的队伍进行反“扫荡”活动，即“敌后武工队”。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残酷、最艰苦的三年。“鬼子的‘三光政策’造成很大一片无人区，草长得有一人多高；村子里常见躺在炕上已经饿死的老百姓，我们赶路时遇上了，就把尸体背到屋外掩埋，夜里在死人躺过的炕上睡觉。”
“生活上最直接的困难就是没有粮食，根据地的粮食都被日军抢光了，我们只能吃草根，吃油菜根，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生产自救，晚上种地，天亮了就撤，就这样维持生活。三年后，四个旅只剩了四个团。”
“装备上更不用说，日军有迫击炮，我们只有步枪、手榴弹，无法正面作战，只能以小队人马灵活地打击敌人。敌人晚上出了炮楼，我们就来袭击，抓汉奸，抓特务。”魏敬斋说：“都看过《地道战》吧？挖地道那是没办法，冀南这块地方是平原，上千公里没一座山，打游击就是从一个村转到另一个村。就像电影里那样，老百姓和八路军有饭同吃，有仗同打，民兵抬担架，送吃的，团结如一心。”
与鬼子只隔一道门板
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魏敬斋无数次遇险，其中两次脱险经历永生难忘。
“抗战八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枪不离身，一有动静就立刻起来。有一次拂晓，我执行完任务带部队到一个村里休息。过不多久，敌人进村了，我和几位同志被推醒后赶紧跳墙而逃，直跑得快出不了气了才摆脱追击。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多次。”
“还有一次更紧张，为了躲避日军，我藏在一座四合院的北屋里间，隔着玻璃看见日军进了院子，忙着捉鸡烧饭。当时一个日军已经走到了北屋的外间，和我只差一道门板的距离了，我揭开了手榴弹的盖，只要他一推门，我就和他同归于尽！”
即将拉开手榴弹的当口，魏敬斋心头难道没有一丝犹豫？
“那会子，我们革命只有两个想法，一是不当亡国奴，二是为国献身。”老人呵呵一笑，“再说我是‘锄奸队长’，被他们捉到那可要折磨惨了！好在最后鬼子没推开那道门！”
“战争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人都不把个人生命看得那么重。那时，同志们人人都饿得浮肿了，但只要有一口气在，就坚持进行斗争。”魏敬斋神色凝重地说。本报记者吴越通讯员朱映涛
■专家点评敌后最大的反“扫荡”战役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分割、“蚕食”和“扫荡”。8月中旬，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平西区进行号称“百万大战”的“扫荡”。
9月1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学校和部队上万人，在转移中暴露目标，被日伪军重兵包围在阜平以北狭窄的雷堡地区，处境危殆。聂荣臻当夜令侦察科长罗文坊带领50余人小分队，携电台一部，实施无线电佯动。2日下午，日伪军果然中计，分路扑向台峪镇。边区领导机关和部队则乘机向西跳出了合围圈，终于突破日军的数道封锁线。
这次反“扫荡”作战，是全国抗战时期敌后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扫荡”战役，晋察冀军区部队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灭日伪军5500余人的重大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柳茂坤
人物小传
魏敬斋，河南人，生于1920年，1935年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日军侵华的铁蹄踏上黄河沿岸，他在家乡组织游击队，动员老百姓参军。1938年冬上太行山，参加了太行山战役。后被派遣到冀南军区，在敌后武工队任保卫干事，解放战争期间，在新四旅任保卫科长。离休前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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