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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的今天，已远离政治舞台的彭定康，当上了英国牛津大学终身校长，对他而言，学术和政治没有明显界限。这时的彭定康会如何评述自己走过的这段特殊经历？在英国伦敦，他接受了本报特派英国记者的专访。
我认为香港在回归后的10年里非常成功。香港成功地摆脱了两大严重的威胁。第一是非典。第二是亚洲金融危机。香港人民成功地克服了这两大困难。经济发展得也很好。‘一国两制’成功地得到了实现。
在我的从政生涯里，别人给我取了很多绰号或骂名。我们英语里有句话叫做‘石块和砖头会把你骨头砸断，绰号却伤不到你’。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
1992年7月，刚刚在大选中丢掉了英国下议院议席的彭定康无比失落。不过，作为对其在大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补偿，时任英国首相梅杰把香港总督的位子交给了他。我们的访问亦从此开始。
谈港督生涯：
“我不认为那是补偿”
记者：1992年，在你的筹划下，保守党在大选中意外胜出，你帮助梅杰当上了首相，但你却意外被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击败，丧失了下议院议席。后来你当上港督，有人说这是梅杰对你的一种补偿？
彭定康：我不认为那是补偿。当时有些人，包括首相，都想让我参加补选，还有些人想让我进上议院，或担任内阁部长。但我并不感兴趣。后来又有两三个机会找上门来，其中一个就是港督一职，我当时立马就答应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一职位很重要，而且我也去过香港，想到要在香港生活我就满怀激动。
记者：1992年10月，你上任不久便推行政改方案，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说，政改方案是英国政府看到了香港要回归才实施的，否则不会实施。还有人说，当时英国政府派你到香港就是来搅局的？
彭定康：我不认同这些看法。香港当时非常稳定。如果香港人民有能力自己管理好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话，他们当然也就有能力参与政府事务。我认为，我在1992年提出的一些建议与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是完全一致的。
谈“千古罪人”：
“在我的从政生涯里，别人给我取了很多绰号或骂名。”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在你与北京高官出现最为激烈的争论期间，你被许多人形容为“千古罪人”。你听到过这样的评价吗？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彭定康：在我的从政生涯里，别人给我取了很多绰号或骂名。我们英语里有句话叫做“石块和砖头会把你骨头砸断，绰号却伤不到你”。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我发现在我担任外交事务专员以及之后的日子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就从未那样形容过我。
记者：你是香港最后一任总督，也是中国人心目中争议最大的港督，为什么会如此？
彭定康：可能他们也就仅仅知道我这个港督吧。我去中国的次数较多，每次在机场碰见中国人时，他们都非常激动地和我打招呼，要求和我合影。这种情况还不仅仅只发生在中国，在其他外国城市也是时有发生。
记者：你认为这些人都是喜欢你吗？
彭定康：这个问题本不应由我来回答的。但你一般应该不会想和一个怪兽合影吧。
记者：你怎样评价自己在香港工作的5年？
彭定康：称不称职真应该由其他人来评价的。但自从我离开香港后，香港经济一直相当繁荣，政治也很稳定。
谈香港回归：
“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这一点一直就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
记者：1997年7月1日，你出席了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后，与家人一起陪同王储查尔斯乘坐皇家游艇离开香港。你当时心情如何？
彭定康：我觉得很伤感。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我即将告别我曾热爱过、愉快地度过了5年的那座城市，即将告别很多好友。第二，我即将告别曾经对我而言非常重要、让我激情澎湃的港督一职。第三，我很清楚那件事情的历史性质。出于以上所有原因，我觉得很伤感，并不是为香港感伤，而是因为要离开香港。
记者：仅仅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伤感，而不是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
彭定康：不是。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香港无论如何都是要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这一点一直就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
记者：香港平稳过渡，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施，当时你离开时是否预见到会这样？你如何评价香港回归后的10年？
彭定康：我认为香港在回归后的10年里非常成功。香港成功地摆脱了两大严重的威胁。第一是非典。第二是亚洲金融危机。香港人民成功地克服了这两大困难。经济发展得也很好。“一国两制”成功地得到了实现。
谈中国：
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有好处
记者：2002年，你作为欧盟外交官，重返中国访问，你的心情和其他人肯定不同？
彭定康：我自1997年以来多次访问过中国。最近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去北京与外交部长会谈。有时我可能会觉得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比其他人稍微多一点。我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我想你也许知道，我认为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是有好处的，而不是一种威胁。
记者：你离开香港后，也一直关注中国的问题。你为什么一直这么关注中国？
彭定康：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可能是最古老的。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有18个世纪中国都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中国失去了当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对其他国家都会造成负面影响。我还相信，世界上很多问题的解决都缺少不了中国和印度的参与。
谈个人：
“我同时在做很多事情”
记者：在联系采访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回信都简短、直接，就那么一两句，没有丝毫客套话，你的性格就是这样吗？
彭定康：不是的。当你们联系我时，是直接找到了我。我的大部分回信，都是我自己用一只手指在电脑上敲出来的，所以很简短。
记者：你能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你现在一天的生活吗？
彭定康：这个比较复杂，因为我同时在做很多事情。我每天花一些时间写作；我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处理牛津大学的事务；我还同时担任国际危机组织的主席，该组织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冲突预防组织。我还是两个慈善机构的主席，一个是加强国际青年联系的慈善机构，另一个是为烧伤外科手术和组织再生研究筹集资金的慈善机构。而且我还参与两三件商业性质的事务。我的生活真是过于忙碌了。我在伦敦和牛津都有住所，而且在法国也有房子，只是最近不常去。
记者：你去过广州吗？
彭定康：没有，奇怪的是，我去过中国很多其他地方，但却从没去过广州。只是在电视上见过，没有亲自去过。
记者：你想通过《广州日报》对中国读者说些什么吗？
彭定康：我希望广州市民能认识到香港的成功。我也希望广州能继续快速发展。
彭定康
彭定康于1944年5月12日生于英国兰开夏郡波尔顿，他曾是牛津大学高材生，主修现代历史，1965年留学美国。
在彭定康的40年政治生涯中，曾有许多光彩夺目的头衔：英国科学教育大臣、环境大臣、英国保守党主席、第28任港督、欧盟外交专员。
2004年，竞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失败后，60岁的彭定康挥别政坛，等待他的是英国最负盛名的牛津大学终身校长一职。
记者手记
“挑衅”而成的采访
牛津的学生说，彭很少在学校露面，中国的学生见到他的机会更少。遭婉拒的结果倒是意料之中，同事开玩笑说：“要是轻易地答应了你们，那他就不是彭定康了！”
或是机缘巧合，在香港同行的帮助下，我们弄到了彭定康的私人电子邮箱。采访邮件在6月5日当天直接“骚扰”到了彭定康本人。当晚，彭定康回了信，他的亲笔回信简洁得无以复加，“对不起，我已说得太多”。不过，这倒符合英国人对他的评价，“直接、率性”。或许事已至此，该当终结。
我们当时掌握的情况是，内地和香港的大小媒体都在联系他，希望他能就香港回归10年发表一些看法。只是，更多的人与我们一样不幸。在其后给彭定康的回信中，我们极具“挑衅”地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我们知道，你似乎很难再就香港回归问题发表任何看法，尽管这一切已成历史……我们在想，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说明，这对你而言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没想到的是，这封有些冒险的采访信收到了奇效。两天后，彭定康通过电子邮件回了一句话：“我可以给你20分钟。”依然十分的简洁、直接。这就是彭定康。
文/本报特派英国记者:何涛、廖杰华责任编辑：毛玉西 美术编辑：周振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