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四姨1968年带回来的面包，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辈子忘不了那个味道，也找不回那个味道了。”和很多广州人一样，曾佩慧有众多香港亲戚，从她懂事的上世纪50年代开始，香港亲人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就紧密相连。
曾佩慧的爸爸上世纪50年代从香港回到广州经商，“当时广州和香港没什么不同，香港在战后还未开始复苏，倒是很多香港人回到广州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是从她懂事的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两地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经济困难时期的广州食品要凭票供应，香港的物质显得很丰裕。“为了买一小点肉，我们几姐妹要轮流通宵排队。在香港的叔叔们给奶奶补身，寄回来的补品都很矜贵，不过我们只有看着流口水的份了。”曾佩慧说，上世纪60年代不少广州人因为生活困难，都偷渡去了香港，她的几个亲戚相继也到了香港谋生。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亲戚每次回广州都会给曾佩慧一家带食物和衣服，当时的场景她至今仍记忆尤深。“每次叔叔婶婶回来，我们都会去现在的白云路当时的广九车站接他们。长辈们一下火车，我们就去帮忙提东西，希望能分多一点吃的。”她回忆说，带回来最多的是糖果、饼干和面包，亲戚回到家以后就开始给每个分礼物，“小孩都围在旁边，眼睛紧紧盯着，心里面美滋滋的。”
让曾佩慧印象最深的是，1968年，她的四姨从香港回广州，用保鲜盒装着给他们带回来一个大面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种大方包，一开始几姐妹围在旁边流着口水看，谁都不舍得撕开来吃……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包。”曾佩慧的女儿告诉记者，“每当我买好吃的面包回家，妈妈都会说味道有点像四姨带回来的面包味道，但味道还是比不上那个好。”
除了食物外，当时曾佩慧一家的衣服更是依赖香港亲戚的补给，每次用红白蓝尼龙袋拉回来的衣服足够他们穿上几年。“大人小孩的都有，那时候有香港带回来的衣服是很幸福的事，我总是觉得衣服上有一股特殊的香味，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高级洗衣粉的味道吧，哈哈哈。”说着，曾佩慧从房间里拿出来一件款式很旧的简易旗袍，“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婶婶带回来的，至今我在家还穿着，质地很好，30多年都没有破。”
讲述人：广州人曾佩慧 52岁
内地亲人赴港
香港亲戚让大床
“以前看电视，经常说香港人情‘薄过纸’，所以我第一次去香港时还挺担心的，怕亲戚们瞧不起我。”沈姨第一次去香港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去香港挺麻烦的，都必须跟旅行团，光是团费就要两三千港币，而且还要亲戚在香港帮我们报名。”沈姨还记得，当她来到香港亲戚家时，惊讶得差点说不出话来。“原来经常大包小包给我们带东西的亲人，在香港的家是那么的小，那么简陋，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富裕。回想起来，更觉得他们以前接济我们也很不容易。”
那次去香港，沈姨除了跟着旅行团住了2个晚上的酒店，其余时间都住在亲戚家。“我们家大伯是香港的出租车司机，为了把大床让给我们，他专门和同事调了上夜班，累了就睡在的士上。”这个细节，沈姨说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不仅如此，亲戚们专门请了假带她四处游玩，“海洋公园、清水湾、太平山顶……短短几天，几乎就把香港的著名景点都游完了，每次吃饭，亲戚总是抢着埋单，根本不让沈姨出一分钱。”几天下来，沈姨完全沉浸在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中，“当初的忧虑早就烟消云散了。”
随着去香港的手续越来越方便，沈姨和家人到香港探望亲戚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香港回归，尤其是自由行之后，两地亲人之间的走动也更频繁，“随时想去香港都可以，去年光是去香港喝喜酒就去了三次！”
如今不少香港人在广州买了房子，“广州物价比香港低，所以现在很多亲戚都选择在广州安享晚年呢。而且现在我们经济条件好了，他们来广州，都是我们做东。”沈姨自豪地说，“我们现在不再需要香港亲戚物质上的帮助了，但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淡却，反而越来越浓。”
讲述人：广州人沈姨55岁
广东和香港，根叶相连，尤其在广州和珠三角等地，很多家庭都有香港亲戚，或是父母子女，或是兄弟姐妹。说起香港，在很多广州市民心中，印象最深的不是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不是繁华的夜景，而是香港亲人的那份情：20年前，是香港人为了接济内地亲戚，像蚂蚁搬家般大包小包的给内地亲人输送生活必需品；20年后，是内地亲人买好大屋，招呼香港亲戚回来度假。两地间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从来没有因为经济状况的好坏、环境的转换和岁月的更迭而有丝毫改变。
大热天穿三条长裤过关
只为给亲人多捎点衣服
“内地进步好快，以前好多东西都要靠香港寄回来的，现在香港经济还要靠自由行旅客来带动。”81岁的香港老人刘甄的家位于香港最繁华地段之一的中环坚道，自由行实施后越来越多内地游客如水银泻地般来到香港游览，他指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衬衣，说单看衣着早已分不出香港人、内地人了。
老人回忆起接济广州亲人的往事：上世纪60年代，内地正遭遇物资短缺的困难时期，从衣物、食品到日用品，基本上什么都告急，刘甄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当时广州食物短缺，很多人都水肿，”刘甄用手指比划了一个罐头大小的形状说：“我就把鸡爪、猪手煮熟，还把黄豆炒熟装在铁罐带回广州，因为听人说吃了可以治水肿。”在刘甄印象中大米、猪油、片糖、白糖、咸鱼、墨鱼、饼干、糖果……基本上内地需要凭票供应的食物他和老伴都带过回广州。带不了的，家里也会每个月像“蚂蚁搬家”一样分成小份寄回去。用他的话来讲：“就好像把一个杂货铺全部搬上去一样，不是卖，而是带给亲戚‘医肚’（吃饱肚子），有种‘使命感’。”
带食物返乡顶多是增加重量，扛一扛就是了，但带衣服回内地则让刘甄印象更为深刻。那时候家里大人衣服穿旧了，或者小孩衣服不合身了，谁都不舍得丢，总是会存起来等回内地探亲时送出去。
刘甄还向记者忆述了一个细节。“按照当时的规定，每个人每次过关带多少衣服是有限制的。”刘甄说着做了一个穿衣的动作， “为了多带一些，我们把很多衣裤穿在身上。冬天还好，身上多穿几件毛衣还能保暖，但是夏天就惨了，我试过大热天穿了3条裤，我太太也穿了2条裤，一过海关就马上脱掉。”不仅如此，他还动员全家人回广州，有一次就硬是把两个孩子也拖过来，因为多一个人可以多带一些东西。
随着内地生活的好转，刘甄说带回广州的东西逐渐起了变化。“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我们从香港带过去还是生活的必需品，但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我们开始带点更‘高档’的物品。” 刘甄说，例如进口的收音机、电视机；哪家亲戚生小孩了，就带些奶粉过去送礼；逢年过节，就带巧克力、曲奇饼、利是糖；也带过力士香皂、美源发彩……刘甄的这些“手信”每次都能让内地的亲人很开心、很惊喜。
“现在广州什么都有，我一早就没再刻意带东西来了，倒是我们一家经常上来消费！” 刘甄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记者让刘甄估计一下，以前为接济内地亲戚多年来一共开销多少，他摆了摆手说：“嗨，这些东西算什么，都是‘湿湿碎’的，我从来都没想过记账！”刘甄说，他现在最高兴的是内地的亲戚并没有忘记他们一家：“只要是聚会，大家逢叫必到、陪出陪入，我们的感情从来都无经过‘困难时期’！”
讲述人：香港人刘甄 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