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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子祥老师（右）在家中向记者展示与台湾友人的合影集。文／图记者姚村社
实习生边静白花花刘强
核心提示
作为一个民间人士，他参与接待了第一个台湾访问古城的大型旅游团；经他的牵线和撮合，一些台商在大陆相继投资办实体；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极力帮助台湾“老乡”寻找失散数十年的亲人，并把自己并不宽敞的家作为台湾“老乡”回家省亲的接待站……就这样默默无闻，一如既往，整整20年来，经党子祥联络、接待的台湾同胞近百人（次）。
让我们先看看主人公的简历吧。今年74岁的党子祥是西安市第85中学一位普通的退休教师，出生于山西芮城，1947年上小学四年级时随学校迁到陕西华阴县，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两年后，西安解放，学校解散了，举目无亲的他曾两度被孤儿院收养，最终辗转到西安，并在时任小学教员的哥哥的鼓励下考上高中。1953年，聪明好学的党子祥考入西安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工作，直到1978年才调回西安，在教师这个岗位上他默默耕耘到60岁退休。
这样一位普通的中学老师，20年来却与海峡对岸的台湾友人有着频繁的交往，他小小的家已成为许多回陕探亲的台湾“老乡”的中转站。
接待台湾大型旅游团
1985年4月，台湾当局还没有正式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党子祥从山西老家得到一个消息：解放前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的外甥秦志敏给老家写信了！党子祥激动不已，赶紧按来信地址给外甥去信，他在信中告诉外甥其双亲已不在人世。可当时，台湾与大陆并未通邮，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85中当时有一位日本老师，他便托这位日本老师把这封信先寄至东京，再由东京转寄至台湾高雄。20多天过去了，一天中午，党子祥一家正在吃饭，那位日本老师捎来一封信，这封信就是来自海峡彼岸的亲人的回音。读着外甥的信，党子祥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最后竟泣不成声……
从那以后，党子祥和外甥开始了通信，1987年，台湾当局正式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他们彼此通信的频率更高了，最多的时候一周能收到两封来信。1988年3月的一天，党子祥接到外甥一封来信，外甥在信中说，他的岳父钟德华将于5月随台湾合群旅行社带队的旅游团赴西安观光，有近百人。该旅游团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安接待的第一个台湾大型观光旅游团，请党子祥接待岳父及该团。他和老伴立即展开行动，计划安排该如何取得联系，如何相认等等。5月20日，学校收发室喊党子祥去接一个台湾来的电话，他这才知道，观光旅游团已经抵达西安。当天晚上，他和老伴赶到西安宾馆与钟德华相见，党子祥出示外甥的照片以确定身份。钟德华只会闽南语和日语，听不懂普通话，该团总经理林天文便充当翻译，他们互相问候，并把家里的情况一一介绍，党子祥还热情地向对方介绍西安的各个旅游景点，让钟德华很是感动。后来，该旅游团总经理林天文又来过几次西安，每次带来十几封台湾来信，党子祥总会在最短的时间把这些信寄发全国各地。
那次对台湾旅游团的接待让外甥对党子祥十分放心，此后，外甥又陆陆续续介绍自己身边回陕探亲的台湾朋友与舅舅直接联系接待事宜。刚开始党子祥只是给外甥帮忙，后来他感到自己所做的事对国家、对社会很有意义，便一直坚持为这些后来成为朋友的台湾“老乡”们订飞机票、包车、订旅馆，甚至亲自陪同他们回老家探亲。20年来，党子祥和老伴数十次接待过台湾“老乡”，平均每年至少一两次，每次少则一两个人，多则七八人，经过长期的交往，党子祥已和这些台湾“老乡”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为台商投资穿针引线
在与这些台湾“老乡”的交往中，党子祥时时能感受到他们心中那深沉的挥之不去的乡情，便不失时机地建议他们在家乡投资搞建设。
张思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张思迁原是山西临猗人，1947年离开大陆时才刚结婚不久，没有留下孩子。张思迁到台湾后本以为日后还能回大陆，但后来的现实使他渐渐明白有生之年很难回去与妻子团聚了，两年后，无奈之中的他在台湾结婚了。而他在大陆的太太却等了他一辈子，终生未改嫁，还抱养了一个女儿，现在女儿已经结婚，生有一男一女。1989年4月的一天，张思迁说要去香港旅游，结果到了香港后又偷偷来到西安，与党子祥倾心交谈，告诉党子祥自己要回老家看望妻子。他的妻子那时已是70多岁的白发人了，看到等了他一辈子的妻子，张思迁心绪难平，妻子对自己如此情深意重，他对妻子有的只是深深的歉意和感动，对养女和孙子们则是不尽的感激。
临猗县县长得知来了一位台商，特地赶来看望。谈话中县长提到了在临猗县投资的事情，答应解决其老家孙子孙女的户口问题。只是县长的许诺因各种原因并未实现，投资的事也就搁浅了。最后，永济市市长解决了张思迁孙子孙女的户口问题，他立即给永济市印刷厂投资几万美元，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救活了。除此之外，台商张思迁还给妻子所在村的小学捐款数万元。
另外一位在老家投资的台商并不是地道的“老乡”，而是一个台湾“老乡”的儿媳妇———刘佩佩。起初刘佩佩称呼党子祥“党先生”，接触多了，改口称他“党叔叔”。党子祥半开玩笑地说：你怎么不给我们老家投资呢？没想到，不久刘佩佩就告诉党叔叔，她在芮城县风陵渡镇买了几亩地，准备投资办厂。这可是台湾人第一次在风陵渡镇投资建厂，目前这个厂子还正在建设中。
帮助台湾老乡寻亲
这些年与台湾朋友的接触中，党子祥看到一幕又一幕人间悲喜剧，他的心一次又一次被浓浓的亲情和乡情撞击着。
1984年，老家在蓝田的张恒发先生决定冒着被关禁闭的危险回大陆，因为再不回来也许就永远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了！他先坐飞机飞往东京，又由东京飞往上海，再由上海转至西安，最后终于回到阔别近40年的蓝田老家。他没有告诉老家的任何人自己要回来，和双亲在家中的炕上坐定后，生产队的大喇叭才把弟弟喊回来，至此，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另一位台湾“老乡”王生良坚持一定要给儿子娶一个大陆媳妇，“我将来死了也要让后代知道你们的老祖宗在大陆！”已故的高昌发先生立下遗愿，将自己的骨灰埋在老家的祖坟上，让太太、儿子儿媳每年来大陆祭拜……
目睹耳闻了这一桩桩感人肺腑的事情后，党子祥不由自主地加入到帮台湾“老乡”寻亲的行列中，成为此行列中的民间人士。党子祥所在的85中有位女老师，其堂爷爷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她好几次托别人帮她找过堂爷爷，一直未能如愿。她知道党老师和台湾的许多朋友有联系后，便托党老师替她找。党老师让其用繁体字写下人名和地址，不久就通过外甥在台湾联系上了他的堂爷爷。西影路派出所一位警员郑宗仁托党子祥帮他找一个台湾亲戚，很快也有了回音———那位亲戚已经去世。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党老师尽心尽力为他办事仍旧让这位警员很感激。这些年来，党子祥替周围的许多人找到了分布在台北、台南、高雄等地的亲人。
2003年9月的一天，党子祥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一名西安少女被网友骗到台湾后被当地警方扣留的事件，他立即给台湾的一位朋友顾先生去信，请他把这名少女从看守所保释出来，但没成功。党子祥只能让朋友随时关注事情的动向，每转一家看守所，朋友都要给党子祥打电话汇报。就这样两个多月后，朋友又来电话，告诉党子祥那名少女5天后就要回家了，党子祥这才放心了。
由于接待台湾友人毕竟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党子祥便经常到省市台办及相关部门汇报情况，包括自己与台湾朋友的交流体会等，并组织了多次与台湾友人的座谈会，受到有关工作部门的肯定和好评。2002年1月，省政协的一位处长找到党子祥，说省政协组织了一个大陆地区西安市新闻工作者访问团，将在4月赴台北访问，请党子祥联系台北的朋友负责接待。党子祥告诉台北的朋友萧日斌先生，并和他反复商量，最后敲定了一套可行的方案。4月15日，访问团抵达台湾，整整活动了10天时间，萧先生招待得十分周到。
不要金钱要友谊
“别人都说我们发财啦，其实我们不仅没拿过他们的一分钱，而且自己还花了不少钱呢。”党子祥笑着告诉记者，
老家在河南的周先生和周太太和党子祥是很好的朋友，一次周先生和太太要给党子祥一个至少3000美金的红包，党子祥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周先生和太太要回台湾了，党子祥和老伴想让两位老人舒舒服服地坐车到咸阳机场，就花160元雇了辆出租车。临走时，周太太想把160元车费给党子祥，又被党子祥拒绝了：“我不要你们的钱，我要的是友谊！”
党子祥和老伴一直住在一套建筑面积不足52平方米的老式单元房里，就是这样一个狭窄昏暗的空间却见证了他和台湾朋友真挚的友谊。有时来的人数多，两个沙发不够坐，只能搬来凳子，如果还不够的话，就只好让客人坐在床边。一次，党子祥和老伴要在家里包饺子招待台湾朋友，老伴叫了单位的两位同事一块儿准备，厨房待不下那么多人，只好把案板移到过道，本来就不宽敞的房间更显得拥挤，但客人们吃得很高兴，气氛十分融洽。不宽敞的住房让党子祥老两口还是有些过意不去，周先生建议党子祥在西安成立一个接待站，由他出钱赞助，但党子祥没有同意，因为他早在心里认定：自己的家就是一个不是接待站的接待站，他也决不因此而接受任何赞助。
要说这些年党子祥付出这么多又得到了什么，那就是友谊。台北的周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当地的报纸剪下给党子祥寄过来，至今已有8年时间。“老乡”高昌发的太太经常带旅游团来西安，每次来都要看望党子祥和老伴。一次，她突然问：“党先生，西安的小吃一条街在哪？”党子祥很吃惊：“你怎么知道？”“电视上看的。”党子祥没想到台湾人也知道西安有个小吃一条街，就兴致勃勃地带高太太去了。
党子祥和台湾的联系，最多最常用的方式是写信，打电话太麻烦，有些朋友建议他用家里的电话给他们打那种对方付费的电话，但党子祥不愿意让朋友们出钱，尽管这些电话费对他们来说算不上什么。每年春节他都要给台湾的亲友写七八封信，而他们家的电话从大年三十晚上到正月初五似乎也成了“台湾专线”。
20年来，党子祥就这样默默地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尽着自己的努力，周围的人们有目共睹，西安市有关部门也给予积极评价，称赞他“在台胞回陕寻亲、旅游、投资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如今，当初与党子祥交往的那些台湾友人大多都七八十岁高龄，他们中的许多人一个个地离开了人世，不免让党子祥有些伤感。让他欣慰的是，这些老人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仍和他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党子祥说，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仍旧会尽一己之力维系和这些台湾“老乡”的友好关系，为推动西安与台湾的交流交往发挥自己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