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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坐车子、不拿扇子、不戴(草)帽子，手里有块汗帕子”。这首“四子歌谣”，是虎城老百姓给邓平寿编的。
虎城不是城，是重庆市梁平县最偏远的山区小镇。邓平寿，是虎城镇的党委书记。
一个帆布挎包，一双胶鞋，他踏遍虎城78平方公里的山林田坎。哪棵桑树树干没有刷白，哪条路垮了块石头，他都晓得。
“我要让虎城百姓都过上巴巴实实的好日子”，为了这句誓言，他两次放弃升任县交通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机会。
2007年2月1日，虎城4万群众的“田坎书记”，匆匆地走了。
身后的虎城，祖祖辈辈黄泥裹腿的山里人铺上了水泥路，种上了致富树，吃水不用挑，村村建起卫生室，没有一个孩子因为贫困辍学。
“管你金生银生，把老百姓的路修好了，才是你的人生”
邓平寿的一生，都和山路连在一起。
从梁平县城往西北沿山路走上64公里，就到了虎城。一条宽阔的水泥路，穿过镇子向山间延伸，路两旁，矗立着一栋栋崭新的小楼。赶场日，路边摆满了老乡们自家的水果和山货，就连邻县的人也会时不常坐着车来逛逛。
虎城人过上这样的日子，还没10年。
那时虎城人出山，只有一条泥石碎结路。“落雨像块糕，天晴像把刀”。
山里雨多，乡亲们人人赤着脚，一双草鞋不是泥就是土。要卖头肥猪，得出动好几个壮小伙子，抬着猪，沿着泥泞的山路，耗上半天时间才送到镇上。
“改革开放20年了，乡亲们还在肩挑背磨过日子，我们心里有愧呀！”1997年，时任镇长的邓平寿和党委政府一班人发了狠，决定硬化过境公路，拉通所有村组的程控电话。
可是几百万的资金缺口，让邓平寿他们心头压了座山——当时虎城全镇财政收入不过200多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800元。
邓平寿和党员干部们挨家挨户宣传，四处联络外地同乡“化缘”。
钱不够，党员带头捐！邓平寿话音落地，啪地拍出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500元。乡亲们激动了，“就是卖猪崽也要把路修起来！”
不出半年，虎城人自己筹集了500万元。
那时候，没少包工头提着礼品、包着现金来找邓平寿，可都被他虎着脸轰了出去。工程最终发包给了县交通局。完工验收，所有收支甚至存款利息，一律张榜公布至各组，同时请来县纪委、审计局对工程款进行审核，没查出一分糊涂账。
1998年，13.4公里的高旱公路通车了！
镇干部都知道，让虎城农民富起来，让他们的日子好过起来，是邓平寿憋在心头的一股劲，他咬了牙要建好虎城的村组交通网，让虎城血脉贯通。“管你金生银生，把老百姓的路修好，才是你的人生！”
陈家村支书罗吉辉至今还记得，邓书记白天走村组、下工地，晚上别人累得躺下了，他还要回办公室处理事务。睡眠少，劳动强度大，他时常呕吐。干部们知道劝他休息也是白费口舌，只得在旁开句“邓书记，你在妊娠反应嗦”的玩笑，递上一杯热茶。终于有一天，他晕倒在工地上，心急如焚的村民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可村民前脚返回工地，苏醒过来的他后脚就到了。
2003年初，陈家村硬化高板桥至碧山镇的公路间，有一段公路要经过村民刘久星家房子的后山，刘认为公路断了他家的龙脉，破了房子风水，带着家人来到工地上，坚决不准施工。
得知这个消息，邓平寿打着吊针，带着镇里的干部，一步一步来到了刘家。7天前，邓平寿刚刚在重庆做完肺部肿瘤手术，胸肋下切开了一尺多长的口子，拿掉了一根肋骨，取出了一个半斤重的瘤子，还切除了一叶肺。就是放心不下修路的事，邓平寿执意回到镇上，一边输液，一边工作。
“老哥子啊，好久没到你们这里来了。”邓平寿给刘久星递上烟，接着说，“这路不修不行哪。你看看，一到下雨天走路就得穿筒靴；种的粮食、喂的肥猪拖出去卖好难啊。”见刘久星爱理不睬，邓平寿继续说:“公路如果转个弯，修路的钱就差得远了。你应该明白，大家筹钱修路不容易！”
看着邓平寿苍白的脸色，一断一歇地说话，刘久星心中又感动，又惭愧。“邓书记为我们修路，命都可以不要，我如果再不答应，还是人吗？哪怕占我的田、砍我的树，我也毫无怨言。”
不等不靠，虎城人愣是几年时间里筹资2600多万元，硬化了48条、108公里路，100％的村、85％的组通了水泥路。
虎城的农民不但穿上了皮鞋，还习惯了坐车。公路边一站，公交车、出租车招手就停。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冲着“自来水、电、电视、电话、公路”五项皆通的招牌，60多家企业落户虎城。1998年邓平寿刚任书记时，虎城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800元，去年已接近3000元。
“农民的问题在地里，我坐在小车里，农民不会来找我说话办事”
除了到县里开会，或者赶场的日子，白天到镇上去找邓平寿，保准有人告诉你——下村了。
邓平寿下村，不管多远，一律不坐车。有的干部见他身体不好，就劝他坐车下乡，省时又省力。邓平寿却怎么也不答应:“农民的问题在地里，我坐在小车里，农民不会来找我说话办事。”
千丘村，是邓平寿负责的联系村。但是，邓平寿经常“越位”，顺路把其他干部负责的村也“联系”一下，这一联系，少则走出十几里，多则几十里。
邓平寿下村，必然有三样“宝”伴随:解放胶鞋、帆布挎包和笔记本。
这样的胶鞋，邓平寿穿坏了至少10双。虎城17个山村的田田坎坎，他比谁都清楚。
去年夏天，重庆遭遇百年不遇大旱。为了保证人畜饮水，邓平寿带领镇干部跑遍了虎城，找水、打井、安管道。8月31日，邓平寿带着副镇长刘政辉到全镇最远、最缺水的八林村了解抗旱、森林防火情况。烈日当头，他们从山下一直爬到山上，顺着山坡挨家挨户查看老百姓是否有水喝。下午2点，终于把农户都走完了，大家早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吃过午饭，太阳正大，邓平寿硬是接着走到楚家小学，看学校师生有没有水吃。直到天黑，一行人才回到镇上。
邓平寿下乡，帆布挎包里总是装着桑剪、蚕药和技术资料。
虎城人养蚕，有几十年的传统，但老百姓只是拿它换点零用钱，一直形不成规模。前几年丝绸行业不景气，有的农户甚至砍了桑树。邓平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毁桑一两天，栽桑好几年。市场好了，你没有桑树，拿什么养蚕！”
“种桑、养柚，是虎城的两棵摇钱树！”他带着镇里的干部天天下村组，给群众做工作，邀请专家到虎城讲解技术，还在自己家里带头栽桑养蚕，为群众做示范。
听说千丘村二组罗立德家的三张蚕不吃食，急得团团转，邓平寿立即赶去，蹲在蚕房里仔细观察，最后确定蚕子是轻微农药中毒，他从挎包里掏出蚕药喷洒下去，半天功夫，蚕就恢复了吃食。后来，这三张蚕卖了1000多元。
看见家住千丘村三组的孙泽寿正拿一把砍刀把桑树不该修枝的地方砍了，邓平寿赶紧扯着嗓子吆喝:“老孙，老孙，你上来！”孙泽寿上去，邓平寿递支烟给他，然后从挎包里掏出桑剪，钻进桑树地里边示范边说:“你看，‘远看一把伞，近看光杆杆’，这样才对。”不到5分钟，一株桑树的枝就修好了。
数据显示，2006年虎城桑树种植已达4051亩、350万株，年养蚕一万余张，占全县养蚕量的三分之一；种植柚树5000亩、25万株，年产柚子400万个。蚕桑和柚子，每年为虎城农民创收1000万元。
邓平寿下乡，总不会忘了带上笔记本。在他办公室里，这种本子发现了40多个，自1992年就任镇长开始，到他生命的最后一站，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其内容，既有下乡发现的民情冷暖，也有从报刊杂志上摘录的文章，更多的是工作安排和思路。
在2006年5月5日的笔记中，邓平寿这样描绘虎城的新农村建设规划:三建(建优势特色产业、建基本农田、建公共设施)、四改(改路、改房、改环境……)、五提高(提高农民收入、提高村民素质……)，最终达到“出门不湿鞋、煮饭不烧柴、喝水不用抬、生活更富裕、邻里更和谐”的目标。
“帮助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只是累一阵子，但他们会记得你一辈子”
邓平寿自小家境贫寒，曾到不少邻居家里“蹭饭”才保住了命。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务农，凭着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他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乡镇干部，并走上乡镇领导岗位。邓平寿常念叨，他一感乡亲们的恩，二感共产党的恩。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03年5月，虎城正是春耕大忙时节，又恰逢“非典”肆虐。千丘村4组70多岁的村民曾三杨，儿子和儿媳都在广东打工，老两口找不到人栽秧。邓平寿闻讯，和村干部带着50公斤化肥来到曾家，茶没喝一口，就扎起衣袖卷起裤脚扯秧栽秧。半天多时间，4亩多水田全部插满。
2004年6月16日凌晨4点多，一阵瓢泼大雨把邓平寿从睡梦中惊醒。他突然想起几天前下村，看见腿脚不灵便的70多岁的廖玉汉夫妇住在矮小的砖瓦房里，屋后是一片陡峭的山坡。这么大的雨，会不会滑坡？
邓平寿赶紧穿好衣服，抓起手电筒，摸黑朝千丘村方向赶去。到廖家门口，天刚蒙蒙亮，房子后面依稀看得见新鲜泥土的痕迹，直觉告诉邓平寿:滑坡了！
两位老人睡得正熟，邓平寿使劲敲开门，帮他们赶快撤了出来。又从屋门口找了把锄头，到屋后去掏沟。沟通了，大股大股的泥水从沟里哗哗地流了出去，危险排除了。
哪家房檐漏水了，哪家有人生病住院了，哪家缺吃少穿了，邓平寿都会马上出手相助。“帮助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只是累一阵子，但他们会记得你一辈子。”
自幼一条腿有残疾的唐书权，如今已是虎城远近闻名的私营企业主，厂子甚至开到了贵州。他说，“是邓书记让我放弃自卑，树立了自信，改变了我的一生。”
1980年夏天，唐书权才15岁。一天，他打着“光胴胴”，穿条破裤子在山坡上放牛，一位穿着解放鞋的过路人在他面前停下来，语重心长地说:“你这个放牛娃腿脚这么不方便，应该学个手艺，将来好养家糊口啊。”这个过路人就是邓平寿。
邓平寿的话点醒了唐书权。20岁的时候，他在镇上开起了一家理发店，1992年修起一楼一底的房子，1993年改行做起了五金、建材，生意越来越红火。
2002年，一块红砖又成了邓平寿挎包里的“常客”。唐书权在虎城建起了一个页岩砖厂。第一炉砖出炉了，却无人问津——用惯了青砖的村民不认同。
邓平寿得知后，到砖厂拿了一块红砖放进包里，抓住机会就跟村民“推销”。
“啪，啪”，红砖与青砖对撞，青砖碎了，红砖没碎。“看，还是红砖硬吧！”邓平寿又给大家算经济账:“红砖的体积比青砖大些。修同样大小的四排三间房子，要比青砖少用一万坯，省1000多块呢！”很快，砖厂的生意一天天好了起来。
得知邓平寿去世的消息以后，唐书权悔得长吁短叹:“邓书记帮了我那么多，连我一顿饭还没吃过。”
在邓平寿帮助下富裕起来的，远不止唐书权一个。不管走到哪个村，邓平寿都忘不了给村民致富想办法、出点子。
13年前，千丘村二组的唐春艺刚结婚不久，却连遭重击——因为占道、影响水利设施、离高压线太近，房子先后三次被拆除。这日子怎么过呀？夫妇俩抱头痛哭。
邓平寿帮他们贷款盖起新房，还拿出100元钱让她买豆子做豆腐，豆腐渣用来养猪。一年多，唐春艺就还清了2万多元的贷款。几年后，又是在邓平寿的建议下在路边开了个副食店。
坐在店门前，唐春艺几度痛哭失声。“没有邓书记，就没有我这个家啊。”
“我们眼中的小事，可能就是群众的大事。没有大事，群众不会来找我们”
“邓书记，好久把自来水管安到我们那里哦？”
“邓书记，你来帮我评评理，看我对还是他对？”
每逢二、五、八，是虎城镇的赶场天。天不亮，邓平寿就起床了，吃点早点，打扫干净楼道和办公室，和镇里干部交代一下工作，然后就在办公室里泡上一大杯热腾腾的老荫茶，一边工作，一边乐呵呵地等人来。
邓平寿常跟镇干部说:“我们眼中的小事，可能就是群众的大事。没有大事，群众不会来找我们。”
8点刚过，挑担子的，背背篓的，抱着小孩的，抽旱烟的，赶场的老百姓就不断往办公室里钻，讨口水喝，谈谈家务事，说说遇到了什么麻烦，你挨我我挤你坐满了靠窗的沙发。邓平寿总是微笑着听群众说，有问题就记录到笔记本上。天长日久，那排能挤下十多人的人造革沙发，愣是很多处磨掉了皮，透出白色的里子。
每每路过邓平寿的办公室，这段热闹的场景就会浮现在虎城镇现任书记赵洪越眼前。“2005年12月31日到虎城镇任镇长，和邓平寿共事才一年多，没想到这么短时间，一个人可以这么深刻地影响我。”赵洪越说。
当初组织上决定把赵洪越从平津镇副书记提拔到虎城镇当镇长时，他本不想服从，原因就是邓平寿。
“他的工作方法与我有天壤之别，我受不了！”这话，一半是钦佩，一半是不屑。钦佩，是邓平寿多项工作长年保持全县第一；不屑，是邓平寿白天走路下乡、晚上学习办公、半夜还会挨个给村干部打电话的工作风格。
等到了虎城，最刺激他的，竟然是赶场日邓平寿办公室的景象。
但冷静下来，他不得不想，为什么村民的屁股争着往邓平寿那里挤，而自己办公室的沙发无人来坐？
镇里每次来了新干部，邓平寿都会带着步行下村走一遭。赵洪越也一样，邓平寿带他下的第一个村，就是最远的八林村，来去走了5个小时。第二天，赵洪越腰酸背痛起不了床，邓平寿却又下村去了。
下村途中，赵洪越逐渐发现，这个“有点蛮干”的邓平寿没有白跑，百姓喜笑颜开地端杯水出来，他递一支烟过去，临走，老乡还会往挎包里塞把山果，那样融洽的干群关系，绝不是在办公室里坐得出来的。“邓平寿硬是用脚踏平了办公室与田间地头之间的那道坎。”赵洪越由衷地说。
没多久，赵洪越惊讶地发现，赴任前竖在两人心里的那道坎，竟不知何时被邓平寿轻轻抹平了。赵洪越完全改变了工作方式，习惯了往乡下跑，他指挥修建的全镇最偏远的一段村级公路，也是轰轰烈烈地开始，圆圆满满地结束。
“我们的父母大多还在种田，党员干部怎么不跟乡亲们比比？”
邓平寿的“抠”，全镇干部都曾耳闻目睹。
到外边开会住宾馆，他总会把所有的牙膏、牙刷、梳子打包带回来，分给大伙，还不忘说:莫浪费！
邓平寿爱喝茶，茶叶是5元一斤的老荫茶；泡茶的保温杯已经服役20多年，内胆换了好几次。
山里田里奔波一天，晚上吃一碟泡菜，喝二两散装老白干，抽着5元一包的烟，他就很享受。
办公室里，椅子的四个“爪儿”没一个好的，他也坐得挺稳当；饮水机水龙头漏水，黑胶布一缠，接着用。
邓平寿平时都住在办公室楼上的宿舍，周末才回家。狭小的宿舍里，写字台和椅子少说也有“十几岁”；“床头柜”，是两个旧板凳搭的；一根横贯屋内的绳索，作了邓平寿的“衣柜”，上面挂的一条秋裤，手掌大的补丁很是显眼，裤脚绽线处用黑色的线粗粗缝上，一件贴身背心胸前已有四五个洞。
“邓书记最好的衣服，是那件90元的黑色风衣，还是女儿给他买的，重要场合才穿。”虎城镇组织委员廖铭记得，2005年邓平寿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典型要到市里做报告，却找不到一件可以穿着上讲台的衣服。在街上逛了半天，咬咬牙买了一件48元的白衬衣。
“要讲待遇，横向比，虎城的干部应该是全县最低的。不该发的钱，邓书记坚决不发，可发可不发的，也基本不发，甚至很多该发的奖金都用来搞建设了。”廖铭说，一些镇干部不是没意见，但邓平寿态度十分明确:虎城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党员干部就是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他经常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父母大多还在农村种田，党员干部怎么不和乡亲们比比？”
可在百姓眼里，邓平寿却挺“大方”。
刚刚参加完高考的王虎南，正在等候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个和70多岁的瘫痪爷爷相依为命的孩子忘不了，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是邓平寿一次次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几百、上千地资助他上学。
邓平寿过世后，没给家里留下一张存折。宿舍有两个破木箱子，总是上着锁，家人从没看过。等小女儿邓巧娟打开，里面竟然是一摞摞的获奖证书和奖品，女儿明白，这是父亲最珍贵的东西。
在邓平寿办公室的抽屉里，巧娟还找到一摞捐款收据，光各村开的修路捐款凭证，就有19张近8000元。
乡长、镇长、书记当了二十年，邓平寿始终不改农民本色。
邓平寿的家，在五角村，离镇上7里地。每周五下班，他肯定回家——给老娘尽尽孝，帮老婆干点农活，一家人团聚乐和乐和。
到了他家，谁能想象，书记的“宅子”，竟如此寒酸:多年前盖的老屋，最耀眼的是外墙贴了瓷砖，屋里白墙已经发黑，厨房顶子沾着黑黑的一层油烟，像样的家具没有一件，电视还是21吋的。
邓平寿的妻子唐有清一直务农，种着三亩多地，还得照顾现年88岁的婆婆和邓平寿的傻子哥哥。一年到头，邓平寿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个月，月月工资总会捐出一些，为了补贴家用，患有关节炎、心脏病的唐有清，每年至少还要卖8头肥猪、养4张蚕。
邓平寿知道老婆苦，结婚27年没吼过她一遭。回了家，就换上破衣服，挑粪、砍猪草、喂鱼、栽秧挞谷，见啥做啥，衣服也一直自己洗。
家里杀了猪，每次都是邓平寿清晨四五点起床，背着他的黄挎包，亲自到镇上卖肉。邓平寿几次跟同事高兴地说:“嘿嘿，我这头肥猪又卖了千多块钱啰，这个是劳动钱，汗水钱，万万年！”
邓平寿家周五晚的团圆宴，四个菜，他最喜欢的酸咸菜炒肥肉每次必上。给老娘夹块肉，给老婆添点饭，自己喝上二两老白干，邓平寿觉得这就是莫大的享受。
饭后，邓平寿打来洗脚水，试好水温，蹲在地上，一边给母亲洗脚，一边聊家常。冬天脚冷得快，他就拉开衣服，把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脚，揣进自己的心窝里暖着，暖热了，才放回被窝里。
不想，这至爱至孝的温情一幕，竟戛然而止。
“虎城的面貌不改变，虎城的农民不致富，我就不离开这片土地”
2007年1月15日清晨7点过5分，大兴村村主任袁永富的手机响了。
是邓平寿的。一早一晚给村干部打电话是邓平寿的习惯，他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邓书记的声音。
邓平寿的话就两句:
“你们村的桑树栽得怎样了？要栽好。”
电话里，邓平寿的声音十分微弱。听惯邓平寿粗声大气说话的袁永富连声问:“邓书记，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你莫管。”邓平寿把电话挂了。
袁永富不知道，他接的，是邓平寿的最后一个电话。
袁永富知道，邓书记一直惦记着，虎城要建成“蚕桑万担镇”，这样，就可以争取引进一个生丝加工厂，乡亲们的蚕茧才有好销路。
邓平寿是1月14日傍晚被镇干部和医生抬上车离开虎城的。这一去，再也没能活着回来。
那天是星期天，飘着冷雨。邓平寿上午下村看栽桑、下午到邻镇谈修路，回办公室不久，就腹痛难忍，黄豆大的汗珠淌了一脸。镇医院的医生来了，一针止痛针下去，没用；到镇医院，再打一针，还是不管用。
转到重庆医科大学附一医院，确诊为急性坏死性胰腺炎。
17日手术前，邓平寿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给小女儿撂下最后一句话:“如果手术不成功，替我把党费交了……”
2月1日凌晨1点2分，像春蚕吐完最后一根丝，邓平寿匆匆地走了，离他51岁的生日，还差三天。
4天后，冷雨再次飘起，邓平寿的骨灰，回到了他魂牵梦系的虎城。
从虎城到邓平寿老屋的7里山路上，上万群众自发列队，胸戴白花，手举挽幛，迎接他们的“田坎书记”。
“邓书记，你不是说好不走的嘛！”一声呼喊，万人恸哭。
“虎城的面貌不改变，虎城的农民不致富，我就不离开这片土地。”因为工作出色，这几年乡亲们经常听到邓平寿要调走的消息，他们舍不得，就找镇里县里“闹”，更多的是扭着邓平寿说:“你不能走哦！”为了虎城，邓平寿先后放弃了县交通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升迁、进城机会。
现在，邓平寿真的不走了。
他的办公室里，胶鞋还带着黄泥，挎包里还装着桑剪，桌上还摆着厚厚的一摞笔记本；宿舍墙上，红笔写着蚕台挞子的尺寸:宽3.6尺，长7.5尺。RB004
有一种永恒，哪怕逝去，也会烙刻在世人心间；有一种伟大，即使平凡，也能感动你我一生。巴渝大山里，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以一生的赤诚实践誓言，用一件件平凡小事，在群众心中镌刻下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不朽丰碑。
——采访手记
图为2007年2月1日，邓平寿匆匆地走了。4天后，重回虎城，他已是女儿怀中的一捧骨灰。从虎城到邓平寿老屋的7里山路上，上万群众自发列队，迎接他们的“田坎书记”。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