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20年
“我们并不沉默，只是没有人倾听”
核心提示：
“该我们出场了／一个时代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的兄弟姐妹们已沉默得太久／内心的鼓声震天动地／让我们自己／给自己灯光／让我们自己／给自己舞台／筑一座精神的炬台吧／让一种光芒照耀或缝补／我们／不管你是在汗流浃背的车间或是在无处栖身的街头／有一种声音在为你们鼓掌／有无数真挚的文字在为你们撞响生命的洪钟”
——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一个庞大的外来务工群体蜂拥至珠三角，反映打工者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及其思想感情的“打工文学”也因此在广东应运而生。
20年来，不知有多少业余写作的打工者始终怀抱清贫的文学理想，藉文字的温暖熨贴心灵，借书写的力量为漂泊的青春作证，为自己也为他人树立一面与命运抗争的旗帜。如今，在深圳南山、宝安、龙华等地，东莞的大岭山、石龙等镇，打工作家聚居成为广东文学界富有特色的景观。而他们中的佼佼者，如郑小琼、王十月、何真宗、柳冬妩、许强、罗德远、徐非、刘大程等，频频获得国家级大奖，震动文坛。著名评论家李敬泽称他们的写作“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反映底层生活的写作，他们从身体上和心灵上与时代发生非常复杂和剧烈的对话，作品很有张力。”
他们通过细腻幽微的生命体验和感悟，为我们反思现代工业制度提供了个人例证。
“究竟有多少评论家读过我们的作品？”
面对蜂拥而来、日追夜逐的媒体，郑小琼坐在去往增城的汽车上，声音疲惫地推辞采访：“我真的好累，我还要跑业务，手机又欠费了。”
荣誉和光环仿佛是“哐当”一声，“砸”在她的头上。如果不是站在人民文学奖的领奖台上，这个27岁的四川打工妹，穿着半旧碎花短袖衣，料子长裤，黑布鞋，看起来“和北京家政市场上的小保姆没区别”。领奖那天，她却赢得了最多掌声。
在这之前，郑小琼的作品就已经获得过全国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在东莞政府和作协扶持下，她出了两本诗集，还开过作品研讨会。此次获得人民文学奖，被评论界认为“是打工文学受主流认可的最高荣誉”。
郑小琼在生活中依然是一个倒霉的业务员：在她的博客上一边贴着诗，一边兜售那些无人问津的五金产品，上半年一单生意没有做成，倒贴了三千块，害怕耽误工作被老板“踢人”，她谢绝了央视“新闻会客厅”的采访邀请。放弃了专职写作的机会，因为她觉得“还需要保持这种在场感，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
“如果不是郑小琼的获奖，会有多少人来关心打工文学呢？”郑小琼的朋友、诗人罗德远说，一个郑小琼背后，是无数为血泪交加的打工生活、内心的千疮百孔写下注释的人们。仅他在清远《飞霞》杂志当编辑的3年期间，记录下多达4000个来稿的打工朋友的地址！“我们并不沉默，只是没有人倾听。”
就在上个月，罗德远和朋友们自己凑钱出了一本《中国打工诗歌精选 1985－2005》，这是一本囊括了20年来来自底层催人泪下的呐喊，寄托着无数人用文字照亮现实的梦想的诗集。500页书中到处是“卖猪仔”、暂住证、打白条、北妹、试用期、打卡、加班、失业、火车票、冲压车床、流水线、饥饿、歧视、疼痛、羞辱、孤独这样冰冷无情的词汇……“在子夜里没有流过泪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诗人许强这么说。
“究竟有多少所谓的评论家读过我们的作品？”罗德远有些激动地表示，外界对郑小琼的身份的关心，远远多于对其文本的关心，“这种事从20年前就开始了。这是打工文学的最大尴尬和遗憾。”
“5个火枪手”中的“激励女王”
什么是打工文学？广东教育杂志社张一文在其论文中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就狭义而言，特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农村或者落后省份转移流动到发达地区谋生的打工者创作的，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剧本等各类文学体裁。张一文说：“打工文学作品，是中国传统的‘悯农’文学的老树新花，是全球语境下世界移民文学的中国样本。”
最早开始关注“打工文学”的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宏海，将打工文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94年，深圳《特区文学》杂志率先发表打工文学作品，以安子《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引起全国轰动；第二阶段1995年后，打工文学作品市场化的同时陷入低潮。第三阶段2000年后，尤其是以共青团中央设立进城务工青年“鲲鹏文学奖”，标志着打工文学向纯文学回归，开始进入主流视野。
杨宏海把打工文学形容为“文明转换的一串脚印”。这些“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的外来工身上，既有传统农民政治上的失语，文化资源占有的稀少，无力争取权利等弱势群体的特征，又遭受到市场经济的挤迫，城乡差异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和道德体系的颠覆，情感诉说的需求一直遭到压抑和漠视。在深圳当年三资企业的“打工歌谣”中，有一首唱道：“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杨宏海感叹，这是非常真实的“打工文学”的原型。
第一代打工文学，因为其作品大多鞭笞生活的不合理、控诉打工生活的苦难、谋生的艰辛而被称为“攻打文学”。第一代作家中，最有成就五人安子、周崇贤、张伟明、林坚、黎志扬被研究者称为“五个火枪手”。其中安子已经成为深圳人心目中“白手打天下”的传奇女性，如今她不仅是一位拥有4个公司、上万名员工的老板，还曾在电台主持节目，写了多本励志书籍，四处演讲，被打工同胞呼为“激励女王”。
关于她最“神”的传闻是，1994年岁末，深圳福田区一家玩具厂老板拖欠工人工资，愤怒的打工者声称要到市政府去讨个说法。这时，安子赶到了，就说了一声“一切有安子姐做主”，就平息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乱。
“鲲鹏派”的横空出世
2005年，共青团中央设立了专门针对进城务工青年的“鲲鹏文学奖”，这是打工文学的第一个全国性大奖，也是打工文学走向全国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前，打工文学经历了将近十年的市场化道路，这个阶段，电视剧《外来妹》及其主题歌《我不想说》红遍大江南北的同时，书商们也看中了“打工”这块“肥肉”，很多打着打工文学之名的报刊、图书纷纷出笼，贩卖的却都是二奶、三陪、打打杀杀，充满情色和暴力的低俗故事，这种生编硬造的“纪实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丑化了打工者的形象，也直接毒害了打工文学。
即使排除那些人包装、炒作的因素，这一时期的作品仍然难以让人满意。相比后来第三阶段出现大量文学性更强的诗歌、散文，第一、第二阶段以纪实类文学和小说为主，主要讲述打工者艰难的生活遭遇、情感纠缠等内容，题材的严重重复、表现方式的单一、文学性的匮乏等等，容易令读者厌倦，有很多作品仍局限在宣泄命运艰难的层面上。与此同时，第一代成名的打工作家由于各种原因逐渐离开，年轻一代当中又有许多人迫于生活压力逐渐放弃，打工文学阵营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
省批评家协会主席蒋述卓将前期“打工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大墙文学”相比较，指出“当前文学的底层意识主要不在反思造成对底层人物伤害的社会原因和人性原因，而是着重在对现实生存境遇的描述，因此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更多的重在‘切近’而不在‘反思’。”
包括张一文在内的许多研究者，把2000年后新一代打工文学代表作者称作“鲲鹏派”，其中包括首届鲲鹏文学奖获得报告文学一等奖的《深圳有大爱》的作者王十月、诗歌一等奖《纪念碑》的作者何真宗等。“这就是我的打工兄弟／常常用自己的梦／装饰别人的梦／别人的梦／恰好成了／他的纪念碑……”(《纪念碑》)
研究者认为，王十月、何真宗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工作家，整体素质起点更高，他们有意识地吸收先锋派等纯文学流派的特点、用训练有素的目光去审视生活中的贫穷、卑微、枯燥和乏味，作品中的意境更加高远，文字也开始展露沉稳、大气和多样性。正如诗人孙海涛所言：真正苦难的人，不会叫喊苦难，真正的诗也不会贩卖苦难。
今年6月初，《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点评东莞市首个纯文学奖“荷花文学奖”获奖作品时，热情地指出：“他们已经远非传统‘打工文学’的范畴，他们能够与全国主流文学、纯文学圈对话，并占有一席之地！”
生存与文学之惑
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时，深圳召开了全国首次大规模、高规格的“大写的20年——打工文学研讨会”。2004年，国内最早的打工文学杂志《打工族》(原名《外来工》)，宣布回归纯文学道路，这些均被视为第三阶段“打工文学向纯文学回归”的标志性事件。
针对广东打工文学近年来的变化，蒋述卓指出，随着东莞等城市开始取消城乡户口差别，经过城市生活的洗礼，农民工也树立了与城市人共同的现代观念，第一代打工文学中，像周崇贤《漫无依泊》中那种形影不离的焦虑感、漂泊感、思乡感，无法成为城市主人的心痛感正在现实中逐渐融化。如林坚《流浪者的舞蹈》等小说，不同程度地写出了无论外来打工者还是本地人，都必须参与到奋斗拼搏的竞争中去，“过客”心理、“边缘人”心理正在逐渐改变。
在打工文学内部，分歧、探讨一刻没有停止过，当罗德远等作者强调“打工者”的“身份认同”时，长诗《南方行吟》作者、诗人刘大程表示不接受，他称：“(打工诗人)这个称谓一方面不计个体差别把整个打工群落的诗歌写作与其他诗歌写作区分了开来，一方面也为我们整个群落的写作招来了歧视、轻蔑和误解。”另外，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盛可以《北妹》等作品属于“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打工文学”，至今仍无定论。
让评论家们感到忧心的是，仍然有很多作者为生存发愁。省作协副主席吕雷就指出，深圳“31区”一些打工作家因为“靠稿子吃饭”，“高级刊物稿酬低”的现象，使得其作品来不及修改和提高就匆匆发给一些档次不高但稿酬优厚的通俗刊物，从而“无法向文学界更高、更核心的层面进军。”
对于一部分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的作者，例如郑小琼来说，却遭遇了另一种指责：部分读者认为其作品实验性太强，太晦涩，让人“看不懂”，有“脱离群众”的倾向。是坚持忠于内心的表达方式，还是兼顾群体的情感诉求，已经成为无法逃避的难题。
但无论如何，不论这些年轻人将来是否有志进入“主流文坛”，作家陆天明的一番话或许都有借鉴意义——不要受现代文坛浮躁和极端个人化倾向的影响，不要只为个人的苦难而写作：“当你拿起笔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作家，你要告诉全世界，你想怎么活，你认为中国应该怎么活。”
本报记者 郭 珊
钉
有多少爱，有多少疼，多少枚铁钉
把我钉在机台，图纸，订单，
早晨的露水，中午的血液
需要一枚铁钉，把加班，职业病
和莫名的忧伤钉起，把打工者的日子
钉在楼群，摊开一个时代的幸与不幸
有多少暗淡灯火中闪动的疲倦的影子
多少羸弱、瘦小的打工妹在麻木中的笑意
她们的爱与回忆像绿荫下的苔藓，
安静而脆弱
多少沉默的钉子穿越她们从容的肉体
她们年龄里流淌的善良与纯净，
隔着利润，欠薪
劳动法，乡愁与一场不明所以的爱情
淡蓝色的流水线上悬垂着的卡座
一枚枚疼痛的钉子，停留的片刻
窗外，秋天正过，有人正靠着它活着
选自郑小琼诗作
■打工文学观点对对碰
“打工”，这是个怎样的名字？
《打工诗人》发起人之一、诗人罗德远
如何界定一个作品是不是“打工文学”，作者的身份认同很重要，“打工”两字曾经让我们遭到了多少蔑视！但我从来不会忌讳自己是个“打工文学”作家。
打工者记录的颠沛流离的命运，谋生生涯中接踵而来的苦难和抗争，曾感动过许许多多同在异乡寻梦的朋友，共鸣感是打工文学先天的诉求。
所以我一直倾向于认定，即使并不是只有真的从流水线上走出来的作者，才有资格去表达打工一族的存在、命运和处境，其他人写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观察、审视的视角也应该是和打工者平视的，不能高高在上。比如孙惠芬写的《民工》，我就永远不会在作品中使用“民工”这样的称呼，我深深知道这个字眼包含着怎样侮辱的意味。
诗人、评论家柳冬妩
我坚持认为不能因为写的是打工生活，就把我们定义成只能写这种诗的作者。每个作者对诗歌、文学的界定和看法都不一样，我觉得“打工诗人”、“打工文学作者”这种身份和概念并不重要，很多时候这只是一个为了方便研究、方便传达和交流临时命名的“名字”。
但我相信，所有的艺术都是“反命名”的，因为艺术的关键是它的内在性，真正的诗人始终只为自己的内心写作，而不是去“代表”谁。就像巴尔扎克和雨果，一个是贵族，一个是穷光蛋，但同样把人性剖析到相当的深度，其作品都包含着作家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
“打工文学”只有社会价值，技巧相对粗糙吗？
《南方行吟》作者、诗人刘大程
如果我们的生活只能用诗来反映，是一种悲哀。我也不知道诗歌的声音究竟能有多少人听见，但作为写作者，我只能不伪饰、不夸张、实事求是，写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即使很难改变什么，只要能够写进一个普通人的心里去，能引起打工者的共鸣，足矣。
我也写过一些让人“看不懂”的诗歌，这样做只是想证明我了解这些诗歌技巧。但我认为，这样做没什么意思。面对时代的变迁和生命的痛楚，诗歌可以有所作为。
打工文学获奖者(不想公布姓名)
题材、概念、这些都只是表象，并不重要，文学本身具有穿越性，真正的写作也就是一个穿越的过程。你对文学是关注作品本身，还是头顶上的帽子？如果考虑太多概念之类的东西会让自己无法写作。我对打工文学只有一句话，让文学归于文学本身，不要把一些额外的东西加上去了。
至于“读不读得懂”的问题，我觉得作者应该面对真实的内心，为自己表达而写作而不是迎合读者。如果中国新诗还停在胡适的那个点上，会是什么概念？打工文学不能一直停留在起源阶段，一定要发展，如果不发展，一定是畸形儿。
“打工文学”只是阶段文学吗？文学史上会如何定位？
省批评家协会主席蒋述卓
打工是城市产物，是改革开放后重要的都市景观。打工生活正是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过渡的一个桥梁。同样，“打工文学”也是一个过渡文学。“打工文学”的概念，再过20、30年，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或许就会逐渐被人淡忘，或转为新都市文学的一个分支。“打工文学”中经常充满着对身份的追问，因为是进城打工，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是移动的、漂泊的，他们一直觉得自己的是被边缘化的。随着他们生活的改变，“从这个城市不是我的”到“我是城市的主人”，这个心理角色的转变会很大程度上扭转打工文学作者的创作基调。
省作协副主席吕雷
现在就说“打工文学”在文学史上是否占据了一定地位，我看还言之尚早。目前为止，虽然广东的打工文学获得了很多国家级大奖，但仍缺乏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们要发展，必须要跳出叙写个人命运的框架，大胆深入剖析人性，勇于把握时代脉搏。
图：
流水线上的打工妹构成一道特殊的风景。她们在想什么？严亮 摄
郑小琼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