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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卢哲恒 摄 影 夏 阳
原本锃亮的铁轨泛出了斑斑锈纹，枕木之间塞满了垃圾，粉红色的木芙蓉从各个缝隙中抽出枝条，向天空笔直生长。
如果从空中俯瞰，穿过义乌城的老铁路已经成了一条绿色的走廊，无数只野猫追逐在荆棘中筑巢的鸟雀。
实际上，一墙之隔，最多不超过50米，就是义乌热闹的车站路。
晚上，站在车站广场前的丁字路口，一直灯火通明的义乌老站被一团模模糊糊的黑影替代，只有凑到近前，才能辨认出这栋积满了灰尘的大楼，曾经是义乌的地标。
骆介木就在家门口迷了路。
这位80岁的老人，曾是义乌铁路系统中的头一块牌子，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在老火车站边上的一间平房里生活了近50年，因此回家时，他总是习惯性地找到灯火通明的客运大楼，然后再确定自家小屋的方位。当车站不再亮灯后，老先生犯起了迷糊，“竟然往反方向走了，”他说：“年纪大了，脑子不中用了。”
年轻时，骆介木是个很精神的小伙子，尤其是当他穿着一身黑呢子大衣制服，手里提着红灯出门接车时。老伴说这造型特别像《红灯记》当中的李玉和。话音未落，半眯着眼睛的骆介木已经手拍大腿，哼起“我手提红灯四下看……”
骆介木是行车值班员，1958年从诸暨调到义乌，之后一直在老的客运站里工作。说是客运站，当时还是货车走得多，进站、停止、出发都要靠骆介木发出相应的指挥信号或者打出旗语。
每天早上，他总会比别人早半个小时到车站，望望铁轨的两头，“一头通向金华，一头连着杭州。”他在月台上喃喃自语。这句话提醒自己要时刻集中精神，南来北往的火车不能在他手里出什么问题。直到晚上最后一班火车，他站在月台上打出出发的旗语，火车缓缓启动，蒸汽机隆隆作响，将他笼罩在一片浓烟中。
他是刚刚才知道这段铁路要被拆除的消息，“要拆的，不然后面会臭成什么样子！”他回来跟老伴说。从他家后门出去，没几步路就走上了铁轨，这个居民点后面的铁轨已经成了一座垃圾山。即使如此，知道这段铁路马上就要拆除之后，骆介木晚饭后总会去哪儿站一站，他已经知道，往北去，过了杭州还有上海；往南去，过了金华还有温州。
随着废弃铁路的拆除，沿线不少居民要拆迁。
60岁的孟生龙在铁路边活了半辈子，现在要搬家了。
据老孟收到的消息，是统一安置到福田市场附近。相比之下，那是一个更好的地段，只是听惯了半夜隆隆的车声，太安静反而不太习惯。
孟生龙说，在人民公社时期，别的大队都是敲钟上工、再敲钟吃饭，他们不需要，大家只要看看哪一列火车通过了，就知道上工和吃饭的时间。
“那个时候火车都是很准时的，”他说：“很少有误点的时候。”
当然老孟未必知道，火车能那么准点，骆介木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机械表可是功劳不小。
孟生龙从小就在铁轨上玩耍，为此没少挨大人的打骂，“火车开过来，我们就跟在后面跑，也不知道是在追什么。”
30岁的时候，孟生龙第一次追上了列车，他开始做贩猪的生意，把一车皮金华两头乌押送到福建去。不过这并不是舒适的客车，根据他的叙述，他第一次坐的火车，是上下两层的闷罐子车，上面是两个贩猪的伙伴，下面是一群猪。火车从义乌车站发出，他趴在车厢的透气孔上，能看到老婆拎着一篮茶叶蛋在月台上兜售。
义乌车站派出所民警沈洪峰也许见过孟生龙的老婆，那些在车站里卖茶叶蛋、冰棍的村民，看到嗓门洪亮，表情严肃的老沈总是挺害怕的。
“他们离列车太近了，十分不安全，”回想起来，沈洪峰笑了：“你看，我们每天就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沈洪峰从部队复员回来，就被分配到车站派出所，当时整个所也只有7个人，月台边的几间平房就是他们的办公室兼宿舍。刚去值班的时候，沈洪峰常常一夜不睡，“火车轰隆隆的声音，就像是从你身上开过去一样。”他抱怨。
抱怨归抱怨，第二天还是要打起精神执勤巡逻，去盯紧各式各样的扒手、骗子、醉鬼。“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值班室里睡个好觉！”他说，随着新车站的落成，这个心愿终于实现了。
沈洪峰自己买了一辆汽车，听说老铁路将改造成城市快速干道，他低头片刻：“等路通了，我一定要去兜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