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活动中的“三陪”现象值得关注

5月7日中国新闻网转载的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披露大陆官员“三陪”即陪吃、陪玩、陪会的文章，虽然反映的不是普遍性的问题，但毋庸讳言，公务活动中“三陪”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比较严重。不得不引起我们关注。

领导干部下基层，深入群众，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既对干好工作有利，又密切了干群关系，可谓一举多得。因为环境不熟悉或工作上的需要由相关人员陪同是正常的，但如果由工作陪同变为“陪吃、陪会、陪玩”，就让正常的陪同异化了，其危害也不可忽视。一是损害了党的形象，疏远了干群关系；二是影响了干部作风，助长了官僚主义的滋生；三是降低了工作效能；四是增加了行政成本，阻碍了地方和国家的发展；五是造成了权力的滥用，危害了人民的利益。

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1、接待观念的世俗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热情好客、重人情轻法理等因素，也被不适当地在公务消费中夸大运用，事实上塑造了一种以高消费、公私不分为特征的新的公务消费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公务接待方面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发展与蔓延，为公务活动中的“三陪”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2、部门权力的异化。由于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许多事项管理上条块分割严重，一些地方或部门权力的过分集中，大到资金的拔付、项目的审批，工作的检查评比，小到个人的升迁、调动，不但普通群众上门办事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即使是下级党委、政府到上面去办事，也不容易。被接待者手中的决策权、审批权、行政权，使得基层和基层的干部是谁也惹不起，谁也得罪不起。政府权力被部门化，部门权力又被异化成树立部门权威、显示领导能力的工具，成了驱使基层竞相挖空心思搞好“三陪”的魔杖。

3、个人利益的驱动。有一些干部干工作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名誉和“乌纱帽”，一心想巴结上级领导，靠上一棵大树好乘凉，一有接触领导的难得机会，就立马全身心进行“感情投资”，鞍前马后地围着上级领导转，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陪吃、陪喝、陪玩，一味地在“陪”字上动脑筋、下工夫，以图来日官场攀升

4、制度资源的缺失。一是财政管理体制资源的缺失。在公务接待方面，没有在预算上把各部门及部门内各单位的接待费、差旅费、考察费等定额明晰。由于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缺乏刚性等因素，极不利于对各项公务接待费用的控制。二是监督制度资源的缺失。除了乡镇一级，县以上的部门和机关既是“三陪”的主体，又是“三陪”客体，“三陪”主、客体的“同一性”，成了自己监督自己，最终使公务活动接待的监督被表面化和虚拟化。三是制度执力资源的缺失。接待应酬．虽然上级行政和财务部门对范围和标准有所规定，但实际上大多规定都成了一纸空文，要么被突破，要么被“变通”。

整治公力活动中的“三陪”现象，既要从思相教育和作风建设入手，更重的是要从制度建设手入手。

1、加强党性教育，营造勤俭节约的良好氛围。教育引导干部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大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始终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牢固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大力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规范社会交往，培养健康的公务接待观念，引导领导干部把心思用在事业上，把精力用在工作上。

2、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度改革。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部门之间的职能，规范政府和部门的收入与支出，强化和完善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加强行政效能建设，防止部门权力滥用，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三陪”现象。

3、健全公务接待管理制度。要在科学界定公务接待范围的基础上，明确各项具体的接待标准、条件、范围、程序等，使公务接待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可以考虑各地设立常设接待机构，并相应取消各级财政列支公务接待项目。同时国家可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统一合理制定并定期调整不同地区的补助标准，使出差人员既不吃亏，财政又不浪费。现在全国旅馆业、餐饮业这么发达，凡因公出差人员完全可以自行选择住宿和就餐，回去后按制度和程序领取补助，各地、各级、各部门都不存在公务接待报销问题。

4、强化监督机制。一方面，要从财、物方面进行严格的审计与控制，纪检、审计、财政等部门要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严格审计，严格监督。另一方面要增强公务活动接待的透明度，在强化人大对政府的预算监督，强化政府内部的监察、审计监督的同时，应将政府部门的公务接待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新闻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把公务活动接待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