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的秦惠英穿米色外套，蓝牛仔裤，黑高跟鞋，戴粉红色框架眼镜，站在上海街头，全无破绽，甚至与一般的中年女性相比，皮肤还要细腻白皙一些。
然而在17年前，秦惠英却是爆炸性的新闻人物。1990年8月31日，上海《文汇报》二版头条刊登了消息：《教授施妙术，须眉变女郎》。她是中国第一位被媒体公开报道的变性人。
1981年，18岁的秦惠英从江苏农村考进了复旦大学外文系。
“有时好端端地在宿舍里看书，突然心头一阵狂潮袭来，好像白蛇缠身，几十条虫在身上爬。这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消解，就是弄一件女性的服装来穿，穿上后就觉得心平气和，狂潮消退。”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昆明一所高校任教。1988年底，参加完一场舞会后他莫名冲动，狂躁不堪，在宿舍里用一把剃须刀片切掉了两个睾丸。为此住了8天医院，并被学校以“道德败坏”开除。尽管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普朝柱在《云南日报》内参上批示：“记者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属于病态，但不危及别人和社会的情况下，不要简单地处理而造成社会问题，希望学校慎重考虑，工作做适当安排。”却为时已晚。
1989年，求医无门的秦惠英买了一整套手术器械，先后研究了《妇科学》、《外科学》、《男性学》、《麻醉学》、《护理学》和《解剖学》，并自己设计了7套手术方案。11月底，他为自己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切除了阴茎。
1990年，上海长征医院整形外科主任何清濂教授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为秦惠英做变性手术。这也是何清濂做的第一例变性手术。
秦惠英在出院时给何清濂的一封感谢信中写道，这次手术“从根本上解除了我的最大痛苦”，“我顿觉世界精彩妩媚，生活充满了乐趣并富有诗意”。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如预想的那么诗意。
出院后秦惠英连个住处也没有。经过何清濂的介绍和证明，母校复旦大学接纳了她，让她住进了一间女生宿舍。尽管独居一室，左邻右舍仍颇具戒心。几位女同学还给校长写信，希望让她搬家。当时的上海市政协主席、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含笑回答：秦惠英已经是女性，不住女生楼，难道住男生楼？
更让秦惠英难堪的是回乡。手术之后几个弟弟觉得“脸上无光”，老父声称要和她“恩断义绝，一刀两断”。每次回到农村老家，秦家门前总有好事之徒探头探脑，甚至有人当面问秦母：惠英是不是讨不起娘子，才这样做的？
在住院期间，秦惠英为长征医院翻译了数万字的英文医学文献。但做完手术的三年，她一直找不到工作。她自己跑了好几个公司和旅游局，对方听到她一口流利的英语，都很感兴趣，但一听说她的变性经历，便敬谢不敏。
秦惠英四处碰壁的遭遇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最后依然是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出面，为她安排了一份上海电大浦东分校的教师工作。虽然有教职工在背后窃窃私语，但这毕竟是秦惠英以新身份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因而她格外努力。
之后秦惠英相继换过几份工作，大多是翻译和文员。因为当年在云南心情压抑落下了耳鸣的毛病，所以英语听说的专长无法施展，找的几份工作收入都不高。但因为努力和敬业，她都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敬意。
“首先要尊重自己，别人才能尊重你。”这是秦惠英时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
手术后秦惠英先后谈过9个男朋友，无一成功。“对方要么是年龄特别大或者有生理缺陷，找不到老婆的，要么是心理有问题，或者喜欢同性的。而我想过的是正常人的生活。”
现在她辞掉了工作，在家翻译几本大部头的英文原著，每个月要翻译15万字，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1点。她觉得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来想想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
她拒绝和与自己有同样经历的人过多来往，因为不想让这个人群在她身上产生任何的负面映射。（记者 戴敦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