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幕至少三次以上
1982年春，中央广播说唱团组成以侯宝林为首的16人演出团首次赴中国香港地区演出。在普通话并不普及的香港，北方曲艺究竟是否有观众，我们心里没有底，邀请单位更没有把握。到港后，为保险起见，他们只安排我们在仅能容纳600人的寿臣剧场演出，初订演出7场。
寿臣剧场虽然不大，但设备、音响都不错，演出环境也很舒适。对方负责剧场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士，台大中文系毕业，在美国学过戏剧导演。我当时兼任舞台监督。第一场演出她就向我提出，整个演出不能超过1小时40分钟。没想到，演出一开头，孙伟和郝莉两个青年演员的京韵大鼓刚唱完，观众就热烈鼓掌，要求再来一段，后面的节目反响更强烈，每个演员都得返场。尤其是侯先生的压轴相声，观众更是不依不饶，返了一个又一个。
寿臣剧院演出的盛况立即轰动了香港。报刊上的“笑出眼泪，听出耳油”的评论词也让我们耳目一新。七场演完，新华社联谊公司马上把我们接去，安排在星光戏院演出。星光戏院可容纳1700多人。演出场次由四场增至八场，最后竟加到十三场，这次演出侯先生宝刀不老，香港观众为之倾倒。我和唐杰忠的演出，也受到香港观众的热烈欢迎。有一家报纸把这次演出的盛况总结为三个“第一”：第一次在剧场门前看到购票的长龙；第一次启用剧场二楼的观众席；第一次大陆和香港观众聚集一堂，欣赏祖国的民族艺术。
最后一场演出，每个演员谢幕至少三次以上，结束时全体谢幕长达三分多钟，台下观众热情地齐声呼喊：“下次再来!下次再来!”那场面真是激动人心!
香港各界朋友对这次演出评价极高。海外许多侨胞，还专程赶到香港观摩。我结识过一位美籍华裔老太太。这位老太太70多岁，她几乎每场都看，还请我吃过一次饭。她尤其喜欢京韵大鼓，见面就问白凤鸣在不在？我说已经去世了。她惋惜地说：“我年轻时最爱看白凤鸣、孙书筠的演出。”接着她又说，“我从小就喜欢唱大鼓，可是在美国唱不了，没弦子，弹吉它唱不出那味儿来。我想拜托您一件事，不知行不行？”
我赶忙回答：“只要能办到的，我一定给您办。”
“您找人给做个鼓，人老啦，就这点爱好，该多少钱给多少钱。”
我深为这位老太太对民族艺术的一片挚情所感动，说：“这点小事我一定能办到，到时候我送您一面鼓!”
在香港演出的最后一场，散场后我在后台又见到了这位老太太。她告诉我来了多次，都见不到我，我问她什么事，她说：“只想对您说，美国要是邀请您，希望不要谢绝……”
我还接触过一位台湾来的老人，找我借去演出脚本，他自己看完后还将所喜欢的节目抽出复印，说要带回去让他那一群老哥儿们也欣赏欣赏。
这些远离大陆的海外游子，年老思乡，都憧憬着有朝一日能落叶归根。有一位美国华裔经济学博士，曾担任过老上海一家银行的经理，他的三个儿子都出生在美国，媳妇也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许多地方和他们格格不入。这位老人感慨地说：“父子见面都难，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可都各开各的车，上馆子吃饭，还得各付各的账!见面不叫老爸，叫你‘哈喽’……”
他最后叹了口气说：“你说我能不想家吗？只有来自家里的声音，才是最有感情的……”
这一席话，使我沉思良久，曲艺、相声的作用，在国内注重的是教育和娱乐两个方面。而一走出国门，它的功能和价值，就不仅仅局限于此了。
2002年8月我第一次去中国台湾地区，演出定在1700人的大剧场里，我们人还没到呢，四场演出的票就全部卖完了。结果临场时，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来剧场找经理要看演出，经理十分为难：“老爷子，您早点来啊，这票早已没有了。”老头儿坚持说：“你得给我想办法弄四张票，连司机，带着随员。”经理好不容易给解决了，又来了邓丽君的老太太，带着邓丽君的哥哥，说：“说什么你得给我解决票，看一次还不行，场场到。”
中间还发生这么一件事，巡演回到台北后，应大家的要求再加演一场。来的都是老相声观众，我们演的是新节目，谢幕时，底下有人喊：“《卖布头》！”整个剧场立即沸腾起来，我对赵炎使了个眼色，决定跟他演那段《卖布头》。20年没演这个节目了，而且后面一段很长的唱卖是相声演技中的硬功夫，我知道如果不唱那一段满足不了观众的要求，当我一点磕巴都没打唱下来时，剧场里的掌声经久不息。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艺术效果能说明白的，那是一种长期在海外的人的思乡之情。
台下炸开了锅
新加坡以华人居多，也有欢庆春节的传统。1989年春节期间，当地举办“春到河畔”的大型迎新春活动，我和赵炎应邀前往参加。这项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邀请了海内外许多艺术家，八仙过海，各逞技艺，也可以说是一次艺术的竞赛。
第二天演出时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为了使现场效果更好，我和赵炎临时变了一个节目，是以前刘宝瑞老师教我的，字头咬字尾，先让观众报一个字，最后说来说去，总要落到《百家姓》的“周吴郑王”这句上。
这类节目因为台上台下互相交流，最易引发观众的兴趣，但即兴表演对演员的要求很高。马上就有几位观众出字，我都一一作了完满的回答。我正担心观众会出些稀奇古怪的字，果然一位观众站出来说：
“马先生，我出个字！”
“您说吧！”我心里有点紧张。
“溜！”
“什么？”我一时没听清，预感来者不善。
“溜，英文‘W’的溜！”“溜……溜……”我顺着他的字音考虑，心中灵光一闪：有了！我一口气说了下去：“溜须拍马——马上加鞭——鞭长莫及——急于求成——成竹在胸——胸有大志——志得意满——满面放光——光芒普照——照顾不周——周吴郑王！”
台下“轰”地一声炸开了锅，掌声、笑声、叫好声不迭。天气并不太热，可我却出了一身大汗。
新加坡人民对我们的演出评价极高。广播局一位负责人希望我能给他们办几期相声训练班，我欣然允诺。
演出结束后，广播局还留下我们录了几盒磁带，专门在电台开辟了一个叫做“笑一笑，少一少”的栏目，深受新加坡市民的欢迎。由于频繁的播放，我也成了新加坡家喻户晓的人物，只要在大街上露面，许多人便迎了过来，和我握手，请求照相……相声艺术成为在新加坡最为普及的中国传统艺术。
相声是全人类的
在海外演出一炮打响之后，各种邀请接踵而来。1990年4月，天地文化公司又邀请我们赴新公演，还没启程，对方负责主办的苏华源就打电话告诉我们说，五天的票已全部售光。我们原订只演五场，结果加到13场，最后两场从1100人的场子，改到1700人的剧场演出，部长级的人物来了四五位。
新加坡演出刚刚结束，马来西亚华人协会又发来了邀请函。
马来西亚政府对外来演出团体的控制很紧。我们刚去，我国大使馆便转告了他们的五条规定，如不许上演未经政府允许的节目，不许散发小册子等等。内政部还专门派来一位公职人员，跟着演出队伍巡逻各地。开始几天，她每天都要向上司禀报一次我们的演出情况，后来逐渐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个多月演出结束后，分别时，她难舍难分得流泪了。
我们这次演出纯属义演，是为马来西亚文化教育机构及残障协会筹募基金。首场演出定于五月一日在吉隆坡安邦马路马华大厦三春礼堂开幕。
开幕式上有四位部长剪彩，代表政府发言的卫生部长非常幽默地说：“相声是笑的艺术，常听相声就可以消病免灾，为什么让我来剪彩呢？可能是以后卫生部的事就少了吧！”他的幽默简短发言赢得了热烈掌声。
在马来西亚，我们一共演出了17天14场，历经吉隆坡、槟城、怡保、红土坎、马六甲等七个城市。
马来西亚的华人有五百多万，他们热爱相声的程度简直难以想象。那里天气炎热，好多剧场又没有空调。观众为了占个好座位，不少人提前几个小时就来了。剧场里挤满了人，走廊上、窗台上都塞得满满的，想上厕所都挤不出去。一位老华侨为看演出，开车追了七个城市，长达几百公里，一直买不到票。最后跟到新山，向剧场老板恳求，只要能让他进去，哪怕出几倍的票价都行。我们闻讯后很受感动，由赵炎出面将这位老先生请了进来。
这次演出之后，从1990年开始，我还多次应邀去马来西亚举办相声艺术讲座，先后在新山、槟城、吉隆坡举办了四期。1992年，我和王金宝在那里举办讲座27场，场场满座。马来西亚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我的消息和活动照片。
参加听讲座的有中小学生、教师、商人、牧师、推销员、医生，我曾问一位牧师为什么来听讲，他说，他并不是单纯为了欣赏艺术，而是想通过学习相声，锻炼口才，增强布道的感染力和影响力。相声竟有这种功能，真是我想不到的。
90年代，我在美国华盛顿一个有名的大学里演出，中国留学生很多。演完之后，校长——一位“纯粹”的美国人出来讲话，说：“演的什么我不懂，但我看我的学生都笑了，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想必是说得非常精彩，因为我的学生们都非常开心！”
演出之后会餐。校长助理过来敬酒，席间，还有一个美国华盛顿商会的会长。校长助理说：“马季，大家喜欢你的相声，这不是你个人的相声，是全人类的。其实海外华人比你们更珍惜中国的传统艺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你个人的，是我们全民族的，你要把它保留起来，你做了这方面的事了么？”
我说，很惭愧，还没有。
“这不对！如果国内没有这个条件，你来找我，我帮你做。”他把商会会长给叫来了，问：“你来出钱可以么？”商会会长连连点头，仿佛接受了莫大的荣誉。
20多年来，我访问过的国家和地区遍及亚洲、欧洲、北美和澳洲，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相声生长的土壤和根基，相声给他们带去了欢乐，我深切地感到，相声艺术能使炎黄子孙笑在一起，感情融在一起。
摘自《一生守候》马季著团结出版社2007年2月版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