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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广为流传的网文这样写道：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以人为压低工资、剥夺本国劳动力福利为代价———这种“打到底线的竞争”，不是竞优而是竞次，最后留给中国的“只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一时间，“竞次”成为批评我国全球化竞争策略的时髦话语，而要求摒弃廉价劳动力、全面涨工资的民间呼声更是空前高涨。其间，多位主流经济学家也曾作过“工资上涨不宜过快，否则会令就业机会外流”、“按现在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应该用衬衫去换飞机”的回应，但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舆论的围攻，并被斥为“冷血”、“无情”。
一面是除了廉价劳动力外，没有其他竞争优势的本土企业的“孱弱”；一面是启动内需背景下，民生亟待改善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劳动力竞争策略，犹豫在理智与情感的两端。涨还是不涨，这的确是个问题。
支玲琳：很多人都觉得，现在是时候放弃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了。
华民：我看到计生委最近公布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有8.4亿，但目前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劳动力也就5个亿左右，而每年我国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尚不足1000万个，这样看来，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过剩的。谁都无法否认，在今天的中国，劳动力过剩、劳动力素质偏低是两个基本事实，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不可能带来工资率的上升，只会带来工资总量的增加。既然中国拥有低工资的竞争优势，那么在劳动力供给总量没有显著减少、劳动力素质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放弃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显然不可取。一旦如此，将意味着失业人口增加，而伴随着失业人口的增加，社会平均工资率就会因为更多失业人口与就业人口的竞争而发生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首要任务是增加就业，只有增加就业人口，才会发生劳动要素供不应求的结果，进而促进工资率的上升。
支玲琳：但日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面”的水平，实在是太低了。更何况，我国的劳动力也并非无限供给，在老龄化的威胁下，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可以预见的。
华民：首先，工资高还是低，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即使存在用人单位故意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现象也是不可持久的，因为市场迟早会做出调整，更何况还有政府劳动管理部门的监管。假如劳动要素的报酬大大低于其价值（这是由劳动者的生产率所决定的），那么人们就会选择退出，比如城市居民会选择接受政府的失业救济，而农民则会回乡种地。只要这种退出机制是存在的，那么实际劳动力的供给就会发生短缺，而这将会迫使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提高劳动力价格。前一段时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就是一个例证。基于这样的事实，我赞成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在市场供求双方竞争下的自然上扬。如果过于强调政府干预，利用有形之手强制市场执行一个过高的价格标准，而不是合理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既能维护人权，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工资标准），那么就有可能发生就业不足的危险。
短期内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局面并不会有所改变，如果我们不顾这样的事实，在短期内就去推行将来才可行的就业与竞争政策，那么短期劳动供给过剩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总之，在短期内可行的经济政策是要受到短期因素制约的，我们不可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搅在一起讨论。不错，老龄化问题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它毕竟是一个长期问题，假如我们不能在短期内尽快地解决好短期问题，那么当长期问题一旦来临时，我们就将难以作为。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正因为在长期中有老龄化问题的存在，并且劳动供给也并不是可以无限供给的，所以更加需要尽可能地通过能够增加就业的竞争策略来使尽可能多的劳动者通过参与就业来获得未来的养老储备。
支玲琳：您所指的“由市场决定价格”，应该是指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吧。可现实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的劳动力阶层在用工价格上并没有多少话语权。这种不对等博弈所决定的价格也是合理的吗？
华民：不错，假如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均衡工资应当被认为是合理的。但是正如你所提出的，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属于完全竞争性的劳动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供给方又经常地处在无组织的状态，需求方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让劳动力供给方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更加合理的工资水平，政府的适当干预是需要的。简单说来，就是要提供更加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允许工会在工资谈判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并对滥用劳动的行为加以坚决的打击。但政府必须恪守规则，不可直接规定工资水平，政府替代市场会产生新的问题。
在中国，没有人会甘心中国一直处在国际分工的底端，可问题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并不取决于它想做什么，而是由它的禀赋特征所决定的。放弃了廉价劳动力，我们拿什么来参与国际竞争呢？走高科技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国际竞争策略不是随心所欲就可以决定的。
支玲琳：但一味地依赖廉价劳动力，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长此以往，民生难以改善，内需难以启动，企业也会竞争乏力。这种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方式，有人认为其危害堪比“毒瘾”。
华民：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因为劳动力要素相对便宜，企业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在国际上是最具竞争力的。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哪一天劳动力供给减少了，价格昂贵了，企业家们一定会因为受到趋利动机的约束而想方设法用技术来替代高价的劳动力，在历史上，几乎每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组织道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对于民生，我的理解就是：民生就是劳者有其业，让所有人都有就业机会，能够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让劳动者能够就业，是解决一切民生问题的前提。这不是走“竞次”道路，而是解决民生的必然选择。
支玲琳：前面您也提到，劳动力的短缺是可以预见的，廉价优势也终有一天会消失。其实如果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能够及时跟上，人们也不会这样担心了。
华民：设想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断消失；一方面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又没能及时跟上。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真正的危机了。因此政府要未雨绸缪，做好“三件事”。第一，要提高劳动力的价格，首先得提升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工资靠什么提高呢？靠的是它创造价值的能力。所以政府要舍得花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要办教育，让劳动者接受更好的训练，而不是简单地去干预工资定价。第二，要投入更多精力去支持研发，培育更多的科学家。这样即便廉价劳动力没有了、枯竭了，但只要科学家的储备形成了，就可以水到渠成地实现由低端竞争向自主创新的转型。第三，政府要改革企业制度，培养企业家群体。技术创新、自主创新，最终靠的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而且从长期来看，也只有真正的市场化企业才能对劳动力资源的稀缺作出迅速的反应。
总而言之，就短期而言，我们应该让企业根据市场要素的价格来判断是做劳动要素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要素密集型产品；从中长期来说，就是要做这上面三件事。唯其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唯其如此，长期的工资率上涨才有可能发生；惟其如此，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模式才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