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美国医保与瑞典医保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谁投入更多，或者谁实行的是全民医保，而在于富人与穷人、官员与百姓能否享受基本相同的医疗服务。
丁刚
医疗往往被视为一种公共资源，而一种公共资源越是稀缺，如何分配这种资源就越是能够体现出社会的公正程度。当今世界，病人多、医生少几乎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再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既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医疗投入，更展现出不同医疗体制所遵循的不同的服务原则。
谈起全民医疗保险，人们很容易对瑞典这样的国家产生一种误读，以为只要经济实力达到了一定程度，就能够保证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同样水平的医疗服务。现实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全民医疗保险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投入多少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在医疗领域的投入和基础建设相对来说并不算最落后，每1000个中国人平均有1.6名医生，拥有2.4张病床。而在我们的邻国印度，每1000人中只有0.1名医生，仅拥有0.8张病床。比如，上海市的徐汇区，每千人拥有医生5.22人，远远超出了瑞典的平均数。
瑞典是这方面名列前茅的国家，它的数据是多少呢？差不多是每千人中有2.8个医生，拥有3张病床。与中国相比，瑞典虽有领先，但差距也不能算太大。可从公平的角度来看，更大的差距就显现而出了。瑞典的医疗投入和分布几乎没有什么城乡差别，而在中国，拥有35%人口的城市占有85%的医疗资源。
另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实力并不比瑞典弱，但在美国看病，基本依据的原则却是，谁的医保投入高，谁就会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谁就有可能被优先照顾。金钱决定着人们享受医疗服务的不同程度。有钱的人靠着高额的医保，可以住进设备齐全、待遇优厚的高级病房，享受最优秀的医生的治疗。而没钱的人却买不起医保，有了大病只能靠社会慈善来救助。可以看出，美国医保与瑞典医保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谁投入更多，或者谁实行的是全民医保，而在于富人与穷人、官员与百姓能否享受基本相同的医疗服务。
瑞典的医疗保险有一个基本目标，即医疗保险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利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叫做“人人健康，人人平等”。笔者在瑞典工作时，有一次，去看一位因急性阑尾炎而住院做手术的华裔朋友，竟在走廊里碰到了财政部的一位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我的朋友不过是中餐馆的老板，一介平民。据他讲，那位副部长级的官员就住在他旁边的病房里，各种设备与他住的病房完全相同，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还有一次，笔者因为感冒发烧，和小区诊所的大夫约时间，结果被告知，发烧虽是急诊，但当天看不上，因为大夫已经约满。第二天，我总算见到了大夫，便颇为不满地问他：“为什么急诊也要等一天？你们是怎么安排病人的？”那位大夫平心静气地回答说：“我们安排病人的原则是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来排队，但如果病情大体相同，对不起，那就只是谁先来谁优先了。”
很多中国朋友都有与笔者大体相似的经历。有位同事患病需要确诊，化验时找了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算是提前出了结果，但在预约做手术时，却被排在三个月之后。朋友告诉他，医院里排队的制度非常严格，谁也不能破例。如果插队被别人告到患者委员会，就会给医院带来很大的麻烦。最终，我的同事只好回国来做手术。
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全民医疗保险是靠税收来支撑的，人们因收入不同缴税额也不同，挣钱多的人缴得多，挣钱少的人不仅缴得少，有的不仅不缴甚或还要拿补贴。但是，人们享受的医疗服务却基本相同。这就是因为，医疗保险是一种再分配，而瑞典政府创造的社会模式就是通过再分配来实现公平。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