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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各部门的反腐力量，是目前反腐机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资料图片“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如同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机构，集合各部门的反腐力量，是目前反腐机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3月13日，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孙桂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同一天，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委副书记夏赞忠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表示，国家预防腐败局“三定”方案已通过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准。“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反腐败的‘战略方针’，对2007年乃至十七大之后的反腐安排，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中央党校反腐专家林喆认为。反腐专家预测，2007年中央在源头上反腐将有大动作。香港模式廉署成员不受牵制与干扰
“国家预防腐败局有可能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或者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的经验。”林喆分析。
事实上，近几年来，内地的反腐败机构与香港廉政公署的交流日益紧密，在交流经验的同时，也加强了反腐败合作机制。
3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首席新闻主任陈洁云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的状况。
香港廉署是伴随着经济起飞与社会发展而建立和成长的，廉政公署英文名称的意思是“独立反贪公署”，“独立”乃是这一机构的精粹。
成立于1974年的香港独立反贪机构——廉政公署，以调查、教育和预防“三管齐下”的综合性策略，全面治理贪污问题。
香港廉政公署下设三个部门：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其中防止贪污处有55人，占总人数不到5%%，其职责类似内地的预防处。他们负责审查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过程，寻找可能导致贪污的隐患，及时提出防止贪污的意见。
防贪处成员中不少具有专业资格，如会计师、核算师、工程师、测量师和咨询科技专才等，也有曾任职于不同政府部门经验丰富的行政或专业人员。因为他们对不同专业或政府各部门运作都有深入的了解，在进行防贪工作时，往往能够收到更佳效果。
防贪首要任务是“源头治理”，陈洁云表示，防贪处是担当“抓源头”的“大旗手”，全力协助部门机构完善内部制度和系统，预防任何导致贪污腐败的漏洞。
“以公营机构为例，廉署因各个部门的不同需要，‘量体裁衣’地制定确切的防贪建议，概括来说可以归纳为三项大原则，分别是从简、问责及透明。”
诚然，推动防贪工作并不能单靠廉署的努力，为此，廉署的策略便是与部门、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以导致“双赢”的效果。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说：香港廉署成为独特的例子，引证了透过与公、私营界别在各方面建立伙伴关系，可更有效对付贪污。《解密香港廉政公署》一书的作者、凤凰卫视言论部副总监何亮亮在《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廉政公署在香港成为一种制度、一种体制，受世界关注，关键在于它的独立性。
“廉署是完全独立的，只从属于行政长官，廉署不属于政府，其成员的待遇比照政府官员，如此则不受政府其他部门的牵制与干扰，可以充分行使其反贪工作的权力，而廉署人员也不会有后顾之忧。”
廉署享受其独立性的同时，也受到香港法制的制约。“在立法会还有专门监察廉署的专门委员会，市民如果对廉署有任何投诉，可以找这个委员会。”何亮亮说。新加坡经验参与国家官员的任命考察
新加坡是举世公认的廉政之邦，人们耳熟能详的是“高薪养廉”，但在高薪背后，还悬着一把利剑——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简称CPIB。很多专家都分析认为：特殊的地位、充分的权力、简化的办事流程、强有力的预防措施和有效的制衡机制，是CPIB所向无敌的法宝。CPIB设有专司预防贪污的部门，负责审查和研究那些容易发生贪腐行为的部门，其管理和工作程序上存在哪些漏洞，并提出相应的整治措施和建议。该局还参与国家官员的任命考察，以确保那些有不良记录的人不会被任命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CPIB的官员经常与公务员谈话，向他们宣传腐败行为潜在的危险，并对他们提出如何避免卷入腐败案件的建议。中国模式将有更广泛的职能和权力
国家与腐败局将采取何种预防模式，是香港？还是新加坡？曾经参与讨论国家预防腐败局筹建的专家表示，国家预防腐败局运作模式，不同的选择将关乎今后运作的成效。而在目前上报的方案中，两种模式成为反腐专家讨论的焦点，一种模式和目前各部委模式类似，通常一个副部级行政机构编制在110人左右；另一种模式与香港廉署相似，对应于不同行业和领域，由一个划分不同专业的专家组成。知情人透露，在讨论中不少反腐专家建议和香港廉署相似。“新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将拥有更广泛的职能和权力。”林喆认为，设立高级别的国家预防腐败机构，正是在于能够实现在政策制定、措施落实等方面的统一、高效和权威。
据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