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
“我们怎样认识北京”
2006 年，陈皎皎和彭杨军提交给Fabrica 工作室的学习申请得到了回复。他们从上海前往意大利Treviso 郊区的贝纳通总部，接受Fabrica 提供给全世界年轻艺术家的学习机会。仅仅在不久之后，他们就获得了一份工作，为COLORS 杂志拍摄第70 期的内容。主题对他们而言再熟悉不过: 北京。
同一年夏天，陈皎皎和彭杨军飞回了北京，开始历时两个月《北京: 城市故事》的拍摄采访。他们本想主观地展现自己的感情，但初衷却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而改变。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在倾听不同人的故事。
文/ 许佳
陈= 陈皎皎
彭= 彭杨军
陈: 我们在去年8 月前夕从意大利出发，回到北京。这是我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城市。我从小在四合院住，人们在院子里种上豆角、葡萄—这是我喜欢的。不过，上厕所却很不方便。上小学时，我们家搬入了新造的大楼，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早的。在这本COLORS 里面，可以看到一幢那样的大楼，现在已经毫不起眼了，在我小时候却非常向往。
我们的受访者之一就曾经跑到同学家的楼里坐电梯、看风景—那么我应该就相当于他的同学吧。
在我上中学之后，这座城市开始飞速发展。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离开它去了上海。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北京仅仅意味着家、学校和那些熟悉的小胡同。直到离开北京的四年里，我才发现自己是如此地思念它，并渴望真正去了解它。
彭: 与皎皎不同，直到1996 年，我才第一次见到了北京。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我对北京有着无限向往和美好的想象。我生平学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仍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曾觉得那是我最辉煌的一刻。就像所有第一次来到北京的人一样，我想去天安门前留个影，带回去给我妈妈看。
在这一次的拍摄过程中，我们在大街小巷中邂逅了许多人。有一次，我们俩在一个小旅馆门前避雨，旁边站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他很友好地给我们递烟，于是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他说:“我是个诗人。”他来北京是为了找愿意接受他的诗稿的出版社，因为在他的家乡，别人告诉他，这个时代不需要诗人了。
他带我们去看他住的旅馆房间，极其简陋窄小。他说:“我和现在那些80 后作家不一样，我要去经历所有的事情。”我能够体会他对北京的感受，作为外乡人，我们是一样的。
陈: 我们没想到每个人都那么有意思。最早在Fabrica 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是想比较主观地展现自己的想法。一开始，一直是严谨地按照计划拍摄，直到有一天，我们跟朋友宋文坐在出租车上聊天，他突然指着车窗外的一个大烟囱说:“我第一个女朋友就住在那里。”这句话让我们俩都很感动。
虽然经历是个人的，但有些感受为每个人所熟悉。我们开始觉得，必须把这些打动自己的东西放进去。我们开始花很多时间与受访者聊天。经常聊天的时间比拍摄的时间都长。
谈得最久的一次是跟那个朋克少年，整整聊了一上午。他是我们之前联系的一个文身店老板的朋友，那天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人，而他除了穿着之外，发型和外表都是最不朋克的。我觉得他看起来特安静，一点也不像有攻击性的人，但实际上他经常打架，还拿刀砍过人。
他的父母从小就不管他，唯一疼爱他的奶奶在他小学毕业前去世了。他说:“其实我也特希望别人说我是好孩子，说我乖，可是我没有其他选择，我只有暴力，比别人更暴力，才能保护自己。没有人喜欢我，我就只能让所有人都怕我。”
他最后说，如果有一天要自杀，他就去买给动物打的安乐针，自己打一针，安静地死掉，要不就去买个手榴弹，把哪儿炸了。我听了特别难过。临走的时候，他还一直回头看我们，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我关照他那些朋友说: 你们罩着他些。我其实特想对他说，你别死。过了段时间，他打来电话，说他把上身全部文了。我听了就哭了。
彭: 在杂志出来之前，我们始终吃不准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能不能感动许多人。我们采访了两个月，每天跑三四个地方，至少有一个故事让我感动。我每次都会拿宝利来拍几张一次成像的照片来测试效果，回家把这些照片贴在墙上，也总能发现一两张可用的—这就让我特激动，当时就赶快摆啊贴啊，构想着杂志出来的效果。
我特别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电影，那是我心目中的北京。这次拍北京，我很想找一个露天游泳池去拍。
想不到四处打听过来，北京的露天游泳池早就都拆了。后来是有个出租车司机跟我介绍了一个仍在营业的露天游泳池。当天打电话过去，对方竟说:“今天最后一天营业，马上要拆了，要来就快来吧。”
那天所有游泳池里的人都很配合我们的摄影。我猜想，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游泳池快要消失了吧。
陈: 变化就是我们要表达的主题—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所有人都是在此刻回忆从前的。我们去拍摄旧式浴池，在门口跟一个老板的朋友攀谈了起来。他告诉我们，他家附近有个庙，又说他老婆在针织厂工作，还说自己前两个月锻炼身体的时候脑血栓发作了⋯⋯最后，他表示愿意让我们拍进照片。他是这里的老顾客了。本来，我们想叫他围着浴巾拍，可是他说这样不自然。于是就有了你现在看到的这张背面全裸照片。
彭: 在交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所有人都变得友好了。我们总是一开始就把意图告诉对方，没有人防备我们。
我想要拍一张人体模特的图片。一开始的构想，是拍个全景，模特坐在台子上，底下是作画的学生。可是我们找不到愿意免费出镜的模特。最后，我的中学同学介绍了这个女孩给我。我没想到她看起来是那么单纯和漂亮。她的故事也特别有意思。她说她家里没钱供她上艺术院校，所以她开始做人体模特，因为这是唯一能够接近她所喜欢的事情的职业。
陈: 从8 月到9 月，我们一共拍了500 卷胶卷，一大箱。我们把这箱胶卷带回上海熟悉的店里去冲，结果竟然发现行李丢了。当时的感觉，你能体会到吗? 幸亏后来行李又找到了—没别的事，运错地方了。
连采访记录都记了三大本。我想，有关北京，这本杂志所记录的是真实的，只是并不能涵盖所有。在拍摄开始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访问1000人，挑选20 个出来，这样才比较接近真实吧，但这不是我们所做的。我不希望《北京: 城市故事》特别有针对性、批判性，而是希望从这里能够看到人的情感和内心。讽刺、有趣、感人⋯⋯它应当给人复杂的感觉，因为你对一个城市的感觉也是复杂的，不是吗?
彭: 很多人问，杂志封面上的这个人是谁。其实这是中国蜡像馆里的一个蜡像，这个人物名叫郑培民，他是湖南省委原副书记，一位劳动模范——对于西方人而言，劳模大概是非常新奇的一种称号。原先我们想过拿游泳池的照片做封面，想过拿天安门广场的模型做封面，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觉得，在目前这个正在发生各种极端变化的时代，这个人才是我们的榜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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