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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我到了美国纽约，在医院做了手术，经治疗得以痊愈。宋美龄、孔祥熙到纽约时，都来看望我，问我有什么要求，要帮助我。孔祥熙特别嘱咐我，不要在纽约、旧金山安家，说这两地情况复杂。为了汉卿来美和家人团聚，找一个其他城市的安静社区住。他语重情长，心意感人。在纽约，不止亲朋故旧闻讯纷纷来相见，探询汉卿的情况以及要帮助我在美生活，更多的是不相识的侨胞知道是我后，都表示对汉卿为国牺牲的敬佩，并且都痛责蒋介石是残害忠良。一位西安来的李老先生，在女儿的陪同下来看我。他说西安、西北的老百姓都为汉卿的处境惦念，都要为争取汉卿的自由，和蒋介石政权斗争到底；说汉卿为救国所做的事，老百姓都感念在心。临走时留下一百元，请我代买些食品转送给汉卿，我不收，他边擦眼泪边道别，留下钱而去。我想到汉卿所言，人间自有正义，会有很多很多人伸手帮助我，我边想边泣，不能自已。
孔祥熙请友人传话，说洛杉矶好莱坞市的山顶上有一小平房出售，山较高，道路窄小，社区的房屋少，很安静，所以想买下送给我。我到洛杉矶看房，如同他所介绍的，来此居住很适合，我自己买下来，没有要孔祥熙赠送。对他的盛情心领。
在洛杉矶，我依靠我的经济知识买卖股票，每有盈余，就买近处房产出租。在美国安顿下来。孩子逐渐长大，成家立业了。因为在美国，以及我和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一伙不便阻拦和汉卿联系，但也只限报平安而已，每知他安康，我惟有痛哭。
按照临别相议，我在美国不断地找议员、律师及侨领们，请他们相助向蒋政权要求释放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我活的目的是为汉卿获得自由。我时时激励我自己为此奋斗。1946年汉卿被押解到台湾。这时抗战已经胜利，蒋介石竟仍然囚禁汉卿。
1948年宋美龄告知，她将去台湾，路经旧金山，可以给汉卿带些东西。我买了一些衣服、用品给汉卿和赵四，并买了一大把派克笔，赶去旧金山相会。宋美龄安慰我，不要急，慢慢想办法。我说烦你带去这么多的笔，是为汉卿送给看守他的人，这些兵大多对汉卿很好，只有少数特务虐待汉卿。她听后紧紧抱住我，二人沉痛无言。在蒋一伙之下她有心无力，只能尽力保护汉卿的生命而已。
1964年台湾市面传出了汉卿在几年前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个杂志发表了，遂即被查封。友人来问我究竟，我说这是汉卿和我早就预料到的，必然出现的事，只是想不到以这种形式出现。这是为了将蒋一伙被赶出大陆失败的责任推给汉卿，用以欺骗世人。汉卿对“西安事变”始终认为是正确的，绝不承认有罪，何况他根本没有这个文学水准，以前很多文字是秘密写的，赵四没有在学校念过什么书，也从来没有认真自修学习，并没有如此文笔。《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在特务们的策划下，御用文人写的一篇自欺欺人的文章，完成蒋一伙的政治目的，这早在汉卿预计之中。
1964年，在日益高涨的舆论之谴责下，蒋介石一伙看到如此死不释放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违反了人权，违反了法律，为世界所不容，于是策划了一个离婚、结婚的自欺欺人的丑剧，用所谓教会要求一妻的借口来堵住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取得自由的路。当时台湾在蒋介石独裁、恐怖统治之下，一个始终囚禁的政治犯，根本没有什么离婚、结婚的自由。而我们几十年的婚姻情况，到老来说突然有这要求更是荒谬。我留美国是汉卿所主张的，用我和孩子们在美国，要求他来美国团聚为理由，达到汉卿获得自由的目的。为了此事，某某突然由台湾来美国找我，说是为了汉卿办离婚的事特来美国的。我问他是否是政府派来的？他说，他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但不是奉政府命而是为了汉卿的处境安危而来。我问他：那么是汉卿委托你来？他犹豫了，然后回答说：不是，是他知道这事根本上是汉卿经过多年教育，已经认罪和守法了，并感激政府，愿意和赵四在台湾终老，所以才要办离婚的。并说：这是他到汉卿家里和汉卿、赵四三个人说这事，赵四说的。他见我不为所动，说出了：这是你闹的，政府对汉卿这样管束已是很宽大了；任何时候、任何办法，汉卿如果擅自行动想离开，离开之时，就是他死亡之时。更说：你不懂这些，赵四懂；赵四说汉卿确实罪大，政府很恩典他了；你不签字政府也有办法，决不让他来美国去大陆的。他自我说明了他的工作和任务了。现在汉卿的自由成了他和赵四谋取他们私利的资本了。人啊！警惕啊！我和汉卿电话中说此事，汉卿说：“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由你决定如何应付，我还是每天唱《四郎探母》。”我思考再三，他们绝不肯给汉卿自由。汉卿是笼中的鸟，他们随时会捏死他，这个办法不成，会换另一个办法。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个字，但我也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汉卿的话“我们永远是我们”，够了，我们两人不承认它。宋美龄和我每年都互寄圣诞、新年贺卡。这年，她贺卡信封上仍然是写张夫人收。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仍如此。知道台湾蒋家政权的人都没有把这场戏当真。
我不屈服。我继续为汉卿的自由呼吁。
我不孤独，中国政府派郭维诚等人来洛杉矶，邀我回国定居。我在病床上伸手握住郭维诚的手说：“亲人来了，我要回去。”郭维诚是当年汉卿的秘书，和我相识，异域重逢，想到汉卿现在的情况，都泪不能止。郭说：中国人民惦念汉卿，汉卿是千古功臣；政府要安排你回国治疗，安享晚年。我闻听之下，感激痛哭。
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成露西教授受日本学者的委托，来信问我在“九·一八”时，蒋介石有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的手令，以及我是否保存下这手令。当时在张学良左右的人士，不止一人提出有此手令，还在中国发表了此事。我回答他：“根本无此事。”历史就是历史，要尊重事实。
岁月如流，时光无情，儿子们都先我而去。我是在苦苦地等待汉卿啊！我只有在看到孙女、孙子们成长时，才略感到一点安慰。汉卿的这一嘱托，我办到了。
1989年2月1日后记
1990年3月20日下午5时半，美国洛杉矶，93岁的于凤至无限依恋地闭上双眼。葬礼结束后，子女们遵照母亲“虽不同生，但要死后同穴”的遗嘱，亲自在于凤至的墓隅掘土造一空穴，以留给他——于凤至心中永远的丈夫。⑥1
（摘自《我与汉卿的一生：张学良结发夫人张于凤至回忆录》）
张于凤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