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信息时报》3月13日报道，28岁的李燕，从1岁起就得了一种医学界称之为“超级癌症”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直到6岁才确诊，现在的她全身的肌肉萎缩，一半以上的骨骼变形，丧失全部吃、喝、拉、撒、睡的自理能力。最近，她想通过全国两会代表帮她提交《安乐死申请》议案。她把这个愿望发到了央视《新闻调查》主持人柴静的博客里，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关注。她说：“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
有资料表明，病人自己自愿选择“安乐死”的人不在少数，如“中文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生前的遗嘱：“一旦病情不治，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和精力，并且死了以后不要再麻烦人”。长期在医院卧床不起、不能说话和写字、已度过百岁华诞的巴金老人，因不能忍受病痛折磨，自1994年至2006年，多次向家人等要求对自己实施安乐死。因得不到满足，他甚至向家人发脾气，说不尊重他，不把他当人看。让他们在临死之际，也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到最后也是被折磨而死，其实这是极不人道的。
是忍受着剧烈的病痛延续生命，还是“安乐”而有尊严地死去？法律上的空白让安乐死于法无据，即使公民个人也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法律意义上的安乐死至今仍纠缠不清，伦理上的生命神圣论也让很多人难对生死做出决断。
对于贫困的晚期癌症病人，只能在家中忍受着巨大的病痛，静静地等待死亡。“继续治疗不是延长其对生命的快乐感受，而是延长其痛苦。”这是何等地残忍！而在现产中，“其实，安乐死已经不鲜见，应该说已经成为了潜在的现象，只是病人和家属事先有协议，大家都不说出来罢了。”但是由于法律的空白，医生往往担负着很大风险，所以，“一些大胆的医生接受了病人家属很高的报酬后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也有医生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在病人及其家属的苦苦哀求下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但却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作为主体的病人有没有决定自己死去的权利，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植物人”的生死由谁决定？有人认为，失去意志的“植物人”已经没有决策能力，没有能力赋予其他人替其做决定的权利。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生命的质量，强调生存的质量和生命的体验，当生存没有意义或者成为一种负担或痛苦，那么结束生命比活得长久更有意义。此时延长生命其实是延长痛苦，而非生命的快感，此时“生不如死”。患者及家属希望结束病痛折磨，有尊严地离去。在患者濒临死亡并处于极端痛苦状态时，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既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家属和亲友心灵地折磨，是不人道的。我以为，安乐死应该多从病人的角度出发，多为病人着想。人应该有决定自己生命的权力，也有决定自己死的方式。然而目前的状况，在对安乐死的讨论时，多是从法律、伦理道德方面看，而没有从真正关心病人的角度，没有尊重病人的意志，只顾追究法律责任，其实不是真正在关心病人，严格地说这不是在尊重公民个人的意志。公民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死，其实是剥夺了公民的某种权力。
人有活的权力，也有选择死的方式，可以说这是天赋人权。在自己明知不可能再延长生命、而要接受死亡的现实时，特别是在身体被非常痛苦的疾病所折磨的时候，每个人都想选择一种轻松、没有痛苦的快乐方式而死去。但是，现在病人的这种权力被无形之中剥夺了。尽管法律没有规定不准实施安乐死，但是谁若实施安乐死，谁就违法。所以，面对病人被疾病残忍地折磨，我们不能有任何作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痛苦。我想，一部好的法律，是不能让公民痛苦，特别是让病人更加痛苦、让其亲人也痛苦的，否则就不能算是一部良法。
因为善良的愿望，有时并不能带来良好的效果，而是相反。在自愿请求安乐死的病人面前，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果允许安乐死，自己是否违法？是否变相杀人？是否不道德？这些都是站在健康人和社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至于病人继续活着是怎样的痛苦，病人因此而付出的精神成本和肉体代价究竟有多大，其难以忍受的痛苦是不是对生命的更大摧残，我们一直无意没有深入考虑。
如果我们多站在病人的位置上，设身处地为病人考虑，以减轻病人的痛苦。与其痛苦地活着，还不如让他快乐有尊严地死去。从这个角度出发，给安乐死立法，就是一件人道的事情。为了树立生命质量意识，为了将我们概念化的人性尊重，变成具体的、个人的生命关怀，为了充分尊重病人的权利和最后的意愿，为了许许多多处于巴金这样状态的人，能够摆脱生不如死的折磨，安乐死立法就显得迫在眉睫。
有关部门曾对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等地进行调查，民间测评赞成安乐死的比率很高，上海对200名老人问卷中，赞成安乐死占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80%的人认为目前国内可以实施安乐死。
我以为，给“安乐死”立法，让病人选择安乐死，或者说是让病人有选择自己死的方式，这是尊重病人对于自己生命的自主权，作为尊重他的人权的一部分，不可度让，更不可被剥夺，因此给“安乐死”立法，这是一件顺应民意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