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新闻网讯先秦时期，河湟地区已成为古羌人繁衍生息的家园，他们是最早开发河湟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古羌人驯化了藏系绵羊、牦牛、藏獒，成功杂交了犏牛，不仅使青藏高原的畜牧业文明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奠定了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的基础。古羌人的这些功绩是中华文明丰富的组成部分，功不可没。
从殷商甲骨卜辞，到周朝汉文古籍都记载着：居住于今天青藏高原河湟地区的土著居民为西戎羌人，尤其是《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第一篇比较完整的周朝时期河湟羌人的历史记载。另外从考古材料来看，今河湟一带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以及高原腹地的诺木洪文化，经过考古学界多年的探询现已基本确定其族属为西戎羌族文化，周时期河湟地区已成为羌人的故乡，他们世代传承，繁衍生息，成为最早开发河湟谷地和青海高原的世居民族。
人类的生存和活动都要受到一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及其物质生产的活动。西羌所居地区依据《通典·州郡·鄯州》条注：“古西羌所居，谓之湟中地。”另据《后汉书》所述，古西羌是指黄河、湟水，即所谓湟中地，整体上指的是黄河与湟水相交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东部属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西、南部倚着青藏高原并与之毗连一体，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地域相互连接过渡的镶嵌地带。这里土质肥沃水源充沛，适于农耕；兼之森林繁茂，水草丰美，是理想的牧畜环境。因而古代河湟地区无论哪一民族所从事的社会经济都不能与畜牧业经济相脱离。因其有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河湟古羌人的畜牧业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驯养家畜的方式也极为独特。对此我国民族史专家任乃强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撰文推测：“……羌族很早便形成了。他们最先驯养野牛成为牦牛，野羊成为藏羊、野马成为藏马，还驯服了一种凶猛的狻猊，成为忠勇于人的藏犬(獒)。更还创造了异种杂交而育成乳、肉、毛、皮和役用皆优于牦牛但不能传种的犏牛。”(任乃强：《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
先秦，河湟羌人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大规模的早期畜牧业生产的呢？这里首推《后汉书》的《西羌传》关于河湟羌人在周朝秦厉公(公元前476-433年)时期的第一篇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其文曰：“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逐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由此可知，周时期河湟羌人学习爰剑从秦国学来的种田和养畜的先进技术，逐渐从原始畜牧、射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向着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过渡。而且到了“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欲复穆公之迹，忍季父印畏秦南出赐支河。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多娶妻。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九子为十七种。”(《后汉书·西羌传》)从此其后代子孙世居河湟且畜牧业繁盛。从考古资料来看，无戈爰剑及其子孙生活的年代正好处于卡约文化的发展阶段。(卢光耀：《青铜文化与诸羌戎》，载芈一之主编《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其生产方式的过渡也可依据大量的考古资料来证实。卡约文化及同时期的辛店、诺木洪文化属于青铜文化，青铜的生产促进了河湟流域各羌部落的狩猎业发展，这是因为青铜器的生产为猎人提供了更为锋利、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狩猎业的发展为大面积范围内的放牧创造了条件。“畜牧业在青海境内比农业更能有效地利用周围的各种资源，因而也更具有优越性。”(李智信：《试论马家窑至卡约文化经济转变的原因及影响》，载《青海考古五十年文集》)青海河湟地区远古文化从新时期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也完成了向畜牧业经济的转变。“从齐家文化到卡约文化的经济转变是甘青高原地区的一个进步，并导致了生产、生活用具的变化。”(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的新认识》)卡约文化的墓葬中又习惯用羊、牛、马、猪、狗和鹿随葬，而且彩陶上多见的羊、鹿等图案，说明卡约文化应是一种兼农、牧和渔猎的经济，总的来说，当属畜牧业经济。比如发现于湟中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中从随葬马、羊、牛等大家畜骨骼上看，当属纯牧业。诺木洪文化的居民，以畜牧业为主，在塔里他里哈遗址北部即六号土环围墙之南约40多米处发现一座略呈卵圆形的大型圈栏。在圈栏内有大量的羊粪堆积，又有少量的牛、马和骆驼粪便。(《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从以上从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我们可知，先秦时期羌人社会已存在较发达的畜牧业经济。
羌人创造的独特的畜牧业，不仅开创了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的先河，也为千百年来至今不衰的高原畜牧业经济和后代人充分利用青海地区草场资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是河湟羌人进一步发迹且长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为青海高原畜牧业文化增加了雪域色彩，成为藏族在青藏高原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作者王延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