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安民警过劳死现象堪忧
民主与法制社
湖南涟源市公安局连折三警官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湖南涟源市公安局的一名刑侦大队教导员、两名派出所副所长先后病逝
-“基层警察太苦、太穷,刑警则更糟糕,家根本不像个家,就是旅店、餐馆。饿了回家吃个饭、困了回去睡个觉, 平时根本没时间回去。”涟源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梁润生说
-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副局长樊京玉表示,中青年民警积劳成疾,因病离世,已成为全国公安机关的普遍问题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周宇发自湖南涟源
2007年2月28日晚上,礼花绽放在湖南省涟源市的上空,春节的气氛依然浓烈。
涟源市公安局却丝毫没有过节的气氛:原刑侦大队教导员周光前的追悼会刚刚举行。
周光前是2007年2月24日因为癌症逝世的,享年58岁。而他并不是近期涟源市公安局第一位逝世的民警。
2007年1月2日,该局桥头河派出所副所长刘哲春脑溢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43岁。
2007年1月30日,该局杨市镇派出所副所长彭爱平因肝癌去世,更是只有35岁。
不到两个月时间,三位警员先后倒下,成为涟源公安局无法承受之痛。“英年早逝”成为这个基层执法单位上空的一 片乌云。
“他们都不算大啊!”颜长凡副局长痛心疾首,“他们都是优秀的警察。”
涟源市是一个县级市,隶属于娄底市。娄底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吴干呈说:“他们都是累死的。”
吴干呈最近饱受痛失爱将的折磨:除了涟源市公安局接连损失,2月12日,同样隶属于娄底市的冷水江市公安局, 一位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死于淋巴癌,年仅31岁。
公安部的统计表明,1999年至2003年间,全国公安机关每年因病去世的民警超过牺牲民警总数的三分之一。 2005年全年,全国共有154名民警因积劳成疾、牺牲在执行任务中或工作岗位上,占全年牺牲民警总数的37.2%。 积劳成疾牺牲民警多集中在一线岗位。
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副局长樊京玉表示,中青年民警积劳成疾,因病离世,已成为全国公安机关的普遍问题。
问题的背后,则是基层民警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
“老婆,你快回来,我可能要死了!”
“刘哲春是累死的。”桥头河派出所所长葛星海始终无法忘怀这位优秀的部下。
刘哲春生前是桥头河派出所的副所长。极度缺乏休息,不停地工作,以及工作带来的劳累充斥着他的生活。
一组数据或许能说明刘哲春及其同事的劳累程度:
桥头河派出所辖区面积15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万,行政村、居委会、社区88个。
2006年,桥头河派出所共立案刑事案件137起,治安事件65起,破案120起,逮捕、起诉54人,接、出 警700多起,出动警力2600多人次。
警力却是非常的有限。该所仅有13人,除了两位退居二线的、1位因公致残的、1位女同志、1名职工,还有8人 。这8人中有一位副所长主管内勤、办公室和户政。
剩下的7名民警中,2006年6月还有一人被调到了专案组。于是,上述一系列数据主要由这6个人完成的。
由于警力严重不足,工作量过大,涟源市公安局规定,民警每月必须在所里睡22个晚上。
而刘哲春干脆就住在了派出所里面:每个月值夜班20天以上,基本上没有休息过。
刘哲春主抓刑事、治安业务,2006年共逮捕起诉35人,强制戒毒、治安拘留等53人,破刑事案件71起。
“刘哲春是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小时候还在煤矿挖过煤,非常能吃苦。”葛星海回忆,“他其实是在病逝前的20 06年12月25日那天就已经病倒了。”
记忆的点点滴滴浮现出来,葛星海逐渐拼凑出了刘哲春倒下前三天的情形。
2006年12月23日,周六。
刘哲春原本休息。无奈所里的事情实在太多,只得照常上班。上午,他出了一次警,花去4个多小时。
出警的途中,刘哲春感到头疼难忍,于是对葛星海说:葛所,我头疼的厉害,想休息两天。
葛星海说:这两天本来你就是休息日,你就回去好好休息吧。
出警回来,刘哲春看到所里的同事忙的团团转,很快放弃了休息的念头。
2006年12月24日,周日。
刘哲春照常接警、出警,头疼依然在折磨着他。
刘哲春准备第二天去看守所审 问一个犯罪嫌疑人,于是连夜整理资料。这天,他加班到夜里12点。
2006年12月25日,周一早上。
刘哲春清早7点半就起来了。他穿着整齐的警服,叫醒了要和他一起去看守所的同事。
趁着等待同事起床的时间。刘哲春坐到办公桌前,开始整理案卷,准备到公安局呈报。
此时,剧烈的头疼再次突然袭来。
“头疼死了!”葛星海听见刘哲春大声地喊着。他痛苦地趴在桌子上,浑身很快就湿透了。
很快,刘哲春抄起桌子上的电话,打给了妻子。
“老婆,你快回来,我可能要死了!”刘哲春对着电话说。
同事们急忙将刘哲春送往涟源市第三医院抢救,却很快被告知:刘哲春颅内出血过多,已经无力回天。
长沙市赶来的专家随后也告诉葛星海,刘哲春其实已经脑死亡。
没有人愿意失去这位优秀的警察,抢救依然在进行。2007年1月2日,刘哲春还是离开了人世。
刘哲春死后,他的妻子始终无法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每天神情恍惚,以泪洗面。
在同事们眼里,这是一对非常朴素而恩爱的夫妇。刘哲春的妻子非常关心他,这令同事们非常羡慕。他们还有一个女 儿,在部队服役。
2004年12月,刘哲春先是在办案途中遭遇车祸,后又被犯罪嫌疑人殴打致耳膜穿孔。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刘哲 春一直都没跟妻子、女儿说。
“刘哲春家庭负担很重,还要抚养老母亲和老岳母,平时节约得很。”葛星海说,“他喜欢穿警服。平时舍不得吃舍 不得穿,有的衣服甚至是他老婆做的。刘哲春的老婆下岗多年,就更加节约了。”
原本,组织上为了照顾刘哲春,安排他的妻子在所里烧饭,每月400元钱。两个月过去了,难以从悲痛中走出来的 妻子无法在这个丈夫生前工作的地方继续待下去,只好暂时去了湘潭的妹妹家。
“我就从来不去体检”
刘哲春的头疼其实早就开始了,并且越来越严重。局里组织检查身体,刘哲春从来就没去过。
“第一是因为所里太忙,他没时间去。第二是因为总觉得自己年轻,不要紧。”葛星海说。
事实上,长期超负荷的工作早就在严重地损害着包括刘哲春在内的基层警员的身体健康。
近年,各地民警体检中发现,警察患病呈现出“三多”状况:基层领导患病多,业务骨干患病多,一线民警患病多。
2006年涟源公安局的体检情况汇总表显示,参加体检的309人当中,无明显异常的仅92人,肝功能有问题的 77人、B超有问题的162人、胸片有问题的6人、心电图有问题的18人。
并非每位警员都参加了体检,有些病多的干脆连去都不愿意去。
“我就从来不去体检。第一根本没时间;第二,一检查,浑身都是病,工作还干不干了?我就这样了。”杨市派出所 指导员谭孟星说。
一个多月前,他的同事彭爱平因肝癌而去世。
事实上,超负荷的工作并不是吞噬民警身体健康的唯一原因。长期无规律的生活、饮食等都是危险的因素。
刑侦大队教导员周光前的病逝就让他的同事们更多地想到了生活不规律对身体的影响。
这是个浑身充满神奇色彩的老刑警:12年的军人生涯、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此后进入公安队伍从事长达26年 的刑侦工作。1997年,周光前被评为”湖南省优秀人民警察”。
“周光前工作从来没有上下班、节假日、休息日之分,办起案件来什么都不管。平均每年出勤340天以上,每年加 班超过60天。”涟源市公安局副局长颜长凡说。颜是周从事刑侦工作多年的老搭档。
由于工作太拼命,周光前在局里得了两个外号:老刑警都喊他“光猛子”,年轻人喊他“老黄牛”。
“刑警工作非常辛苦,我和老周出去办案子,经常要半个月才回来。经常一天睡两三个小时,最长七天七夜没上过床 。整天不吃饭是常有的事情,即使吃一点也是饼干、方便面什么的。”
颜长凡说:“老周还有个习惯,吃饭特别快。办案的时候,不论桌子上有多少菜,有多少人,他都是两、三分钟吃完 ,吃完马上办案。”
刑警是涟源市公安局最辛苦的警种之一:全市约110万 人口,却要由仅有22人左右的刑侦大队来负责这里所有的 重大刑事案件。
警力的紧张使得刑警们始终处在紧张的办案过程中,这种无规律的生活几乎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全部,也在不断地损害 着他们的身体。
“老周毕竟是军人出身,身体素质相当过硬。”颜长凡说,“以前,再冷的天他也只穿两条单裤子,从来不穿棉衣。 ”
2002年前后,颜长凡发现周光前的身体迅速衰弱了下来,长期无规律的生活使他的肠胃越来越脆弱了。
“经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捂着肚子,一个人坐着打瞌睡,精神状态大不如前了。”
2002年,颜长凡和周光前一起去参加一个刑侦领导会议。周光前突然腹痛难忍,去医院检查发现肠胃有严重问题 。
几个月后,周光前被确诊为癌症,被迫进行了手术。
两年后,周光前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家就是旅店、餐馆”
和周光前一样,彭爱平也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这是个能力很强的青年警察。”谭孟星说,“经常被抽调到专案组。”
彭爱平毕业于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实习期间就曾经在锁骨骨折的情况下,经过殊死搏斗,将一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 案。当时的彭爱平以警校学员的身份受到了湖南省公安厅的嘉奖。
警校毕业后,彭爱平被分配到涟源市公安局工作,后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杨市镇派出所工作。
彭爱平受病痛困扰同样很久了。
“他的肚子经常疼,老是说自己感冒了,或者说胃有问题。”谭孟星回忆,“领导督促他去医院检查,他就说,没关 系,胃病是警察的职业病。”
2006年10月3日,彭爱平腹痛难忍,终于住进了医院。
“他躺在病床上,还有人打电话过来报案。他说,我在医院里,你打电话到派出所吧。”彭爱平的哥哥彭爱红回忆。
住了19天医院,彭爱平又回到派出所工作了一个多月。
此时,彭爱平的腹水越来越多了,肚子渐渐胀大了起来,被迫再次到医院检查。
这次,彩超显示:癌症待删。
与刘哲春相比,超负荷的工作对彭爱平的伤害不止是身体,还有家庭。
彭爱平1997年与一位教师结合,第二年生下儿子彭峥。
由于工作繁忙,彭爱平显然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在妻子身边。
“基层警察太苦、太穷,并不是每个妻子都能理解的。”谭孟星说,“做民警的妻子,就要承受许多别的女人无法承 受的东西。”
“刑警则更糟糕,家根本不像个家,就是旅店、餐馆。饿了回家吃个饭、困了回去睡个觉,平时根本没时间回去。” 涟源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梁润生说,“2006年我们开了一次家属会,会上家属们哭成一片,普遍是妻子见不到丈夫,小孩 见不到父亲。”
能够陪着家人,成为一件很奢侈的事。
2006年,刑侦大队有两名警察晚婚,按规定都可以休假半个月。实际上一位休息了一周,另一位竟然只休息了一 天。
“这是个副大队长,一直等到晚婚年龄才结婚,就是为了这半个月的休假。”梁润生说,“本来他和爱人说好了,这 半个月带她出去旅游,结果婚后第三天就派到外地追逃犯了。”
而另一个刑警去云南追逃了17天,走的那天孩子满月。
彭爱平的妻子是一位教师,每年有包括寒、暑假在内很长的假期。而彭爱平却很难有时间陪她。最终,妻子选择了离 开。
离婚后,彭爱平把儿子彭峥托付给了哥哥彭爱红抚养,自己整天都泡在了工作上,偶尔去哥哥家看一看儿子。
如今,8岁的彭峥再也不会有父亲来看望他了。
“他太小,许多事情还不是很懂。”彭爱红说,“不过彭爱平去世这段时间,彭峥长大了许多。”
期待更多理解
“他们(基层警察)都够男子汉的,虽然形象不一定高大。可就是他们在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治安和大部分破案任务。 ”
吴干呈非常心疼基层警察,“他们没有地位,也不走红,甚至活得很累。但他们有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他们的无奈和 苦闷。”
彭爱平逝世后,吴干呈来到他家慰问。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同学家里还是这么破!”吴干呈动情地说。彭爱平是他的警校同学。
彭爱平的工资卡上显示工资为800多元一个月。
“全部收入加起来,一年不超过1万1千块。”谭孟星说,“他自己住在派出所的宿舍里,所谓的房子就是和哥哥彭 爱红共有的老家房子。土砖房,早就是危房了。”
“对老母亲他一直都很孝顺,儿子彭峥就基本上交给我和他嫂子了,彭峥的衣服都是我们给买。”彭爱红说。
彭爱平逝世后,彭爱红发现了他的一张银行卡,里面有1100多元钱。这是他留下最大的积蓄。卡的密码是儿子彭 峥的生日。
“基层警察的待遇比较低,民警家属下岗的很多。生活开支、小孩上学、抚养老人全靠一个人去承担。”颜长凡说, “再加上警察家属不准从事营业性经营活动,基层民警家境都不宽裕。”
在他眼里,基层的警察其实是承受着巨大压力、非常弱势的,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
“我们连办案经费都紧张,民警在办案的时候,还要为经费的事情发愁。”梁润生说,“一边是家里的经济压力,一 边还要为办案经费操心,实战单位的警察压力确实非常大。”
一个普遍流存在基层的说法是,基层刑侦部门就怕出命案,出了命案就怕追逃:追逃一次费用可能高达数万元,这些 高额费用都需要刑侦部门自己想办法。
梁润生有一些朴素的希望:警察办案不再需要考虑经费问题、加班能多少有些加班工资、公伤能够顺利报销、能够让 基层警员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定期体检、公安系统的经费更多地往基层实战单位倾斜、增强基层警力、给基层警员更多的保障 。
“不过这些都和政府财政有关,财政上的困难我们也理解。”梁润生笑着说。
此前,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特邀监督员、歌唱家殷秀梅曾提出,应该给民警特殊的保险机制,“其中既要有医疗保 险,也应该有人身伤害保险。”
而梁润生更希望得到的则是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他感到群众对警察执法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投诉增多,理解却相 对较少。
“警察不被理解的时候还是很多。”梁润生说,“如果老百姓能够像我们理解政府一样理解我们,那就太好了!”( 版权声明:转载该条新闻,须著明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本报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