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明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评传》、《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合著)、《中国明代军事史》(合著)；主编有:《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岁月风情—中国社会生活史》、《十大后妃》、《百卷本中国通史—明史10卷》、《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中国状元大典》、《四库全书大辞典—史部》等。
记者:您觉得继“清史热”之后，“明史热”的出现是必然的吗？究其根源在哪里？
毛佩琦:其实，明史热也是对前几年清史热的某种间接反射。历史学界常说明清历史不分家，恰恰就因为清史的“热”而反射与其关联最密切的朝代——明史的“冷”，这也就注定了必然迟早要催生出一个明史“热”。
对于清史认识的一些偏颇，也决定了“明史热”的出现成为必然。比如不少观点说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鼎盛时代，可为什么康乾之后中国急转直下就远远落后于世界、任人宰割了呢？其实康乾盛世仅仅达到的是明末的水平。这个所谓的康乾盛世是靠什么换来的呢？靠的是落后的生产形态和意识形态。历史其实是出现了暂时的倒退，将明末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完全革除掉了。所以，这种破坏才在康乾盛世之后立刻产生影响，中国近代的命运随即急转直下。
记者:明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毛佩琦:也许一提到明朝，一般人就会想到魏忠贤、宦官，想到朱元璋很残暴，嘉靖、万历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跟蒙古打仗时皇帝都被抓走了等等。这其实是一叶障目，是对历史的误读，并没有看到完整的明朝。我经常讲到一例，今天人们在南京明孝陵可以看到一个大石碑，写有“治隆唐宋”。这是清代康熙所立，意思是赞扬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比唐朝、宋朝还好，明朝最兴隆。还有一个词组是“远迈汉唐”，这不是我发明的，是清朝史官编写的《明史》中《成祖本纪》上写的。
明朝是怎样的朝代？我一贯的观点认为，明朝是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中国2000年的君主宗法制度在这时迎来成熟后的蜕变。明朝中后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旧思想观念解体、旧有的君臣关系坏了，君权被削弱和重组，使整个社会出现了向近代转化的前兆。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封建制度不那么约束了，老百姓自由了，新东西多了，因此明朝出现《本草纲目》、《永乐大典》这样的集大成之作，《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上的巅峰作品。
总的来说，明朝是中国历史急剧转型的时代，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由封建专制向近代启蒙转型，由封建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型。而我认为，清代入关后大大推迟了这一进程，造成了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同时的欧洲发达国家。
记者:为什么一直以来，明史给人的印象是黑暗、压抑、专制、落后、衰败的感觉呢？
毛佩琦:我想，这可能与几本书有关。一是上世纪40年代，吴晗写的《朱元璋传》，当时是为了影射蒋介石政权的黑暗统治，而把朱元璋特别描述成一个专制、集权、残暴的皇帝。还有一本是丁易写的《明代特务政治》，把明朝描述成特务专制的国家，也是为了影射当时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这两本书都有它们的历史背景，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民间对明史的误读。而至于学界的一些误读，可能来自清代赵翼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记》。
记者:你觉得明史什么方面被误读的最厉害，最需要纠正的是什么？
毛佩琦:我认为最大的误读是对明朝疆域的误读。清代，一些学者为了掩盖自己曾是明朝地方官的历史，将满族、蒙古连同女真一起写到明史外国传里，以求形成对明朝的平起平坐的心理。其实明朝时，中国北部无边境。有一句话说，当时俄国人还不知道西伯利亚为何物。明朝初年在北方，通过征讨和怀柔，其统治远远大于大漠以北以及广大的西北和东北地区的蒙古、女真族的居住地区。
其次，对明朝较大的误读还在于对明朝文官制度的曲解。明朝处于中国古代君主宗法制社会的巅峰，其制度严密、完整，几近于完美。皇帝、内廷、外廷，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明朝士大夫文人对于国家的态度、对于皇帝的态度与清朝也是截然不同的，清朝内阁只能出现纪晓岚这样插科打诨般的弄臣，而明朝内阁出现了一批像海瑞这样直言纳谏的清官，像东林党人对皇帝的拼死直谏，在清朝是看不到的。此外，提到东厂锦衣卫，我们也不能用魏忠贤活跃专政的7年时间掩盖明朝的277年历史。并不是皇帝不上朝就等同于社会风气都败坏了，朱元璋订立的制度还是在维持，明朝的内阁一直对皇帝有着很大的监督作用。
记者:有媒体报道说，你对明史的研究一直是为明史“翻案”。
毛佩琦: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其实，我现在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一直就是史学界所广泛赞同的，史学界对明朝的理解和认识都分歧不大。我只是借助一个《百家讲坛》这个很好的平台，及时地将学界普遍公认的观点告诉了大家。至于所谓“翻案”首先要有“案”才行，明史并没有所谓的“案”，因为历史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只负责把之前模糊的、被歪曲的、不为人知的明史较为真实、客观地告诉大家而已。我做的并不是翻案文章，不同的历史学家依据史实判断也可能对历史得出不同说法，都不能算作“定案”。
记者:作为研究明史的专业人士，有人认为你的著作是“正史”，而对于时下各种各样关于明史通俗文学、影视作品的蜂拥而至，你有怎样的评判？
毛佩琦:我觉得无论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十年砍柴的《明朝政局的三角恋》，还是《大明王朝》这样的电视剧，都基本上尊重了史实，都是可圈可点的。当然也有例外，电视剧《传奇皇帝朱元璋》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例子，它宣传迷信史观，而且对于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严肃。
我一直认为，对于历史绝不能戏说，但历史著作也不等于书斋里的古文，学者应该善于用鲜活的文字将接近历史的真相传达给读者。无论是通俗笔法还是专业笔法，只要没有故意曲解，从正确的史实、理论根据出发作出一些判断，都是可取的。我也一直反对将我的作品归为“正说”。
记者:对比20世纪70、80年代的诗歌热，你觉得为什么中国人现在青睐读史？这意味着中华文化的回归和复兴吗？或者说，这股历史风潮暗示着中国人目前处于怎样的思想情绪状态呢？
毛佩琦:我觉得，诗歌热可能更多地是一种民族情绪相关的形式。而史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的全民热潮必然带来一种更持久、深刻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某种迷茫或者困惑的心态需要从传统历史中寻找答案，所以眼下中国兴起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中国人需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特别是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批判以来，有必要看看哪些批判对，哪些批判是矫枉过正。这一时期的传统文化热是自觉的，也是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