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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同胞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他创造性地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香港、澳门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的繁荣。小平同志提出，也要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开辟了港人回家之路。1997年回归前，香港人担心自己不是‘亲身儿子’，担心生活水平能否保持？担心政治生活能否保障？现在看来，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回归10年，香港也遭遇了挫折，但在中央推出的自由行、CEPA等重大战略举措的扶持下，香港保持了繁荣，获得了发展。我们很感谢小平先生‘一国两制’的政策，更加缅怀他老人家宽阔的胸怀。”2月7日，在从香港返渝的第二天，董瑞葆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如是说。
董瑞葆是香港公民，1955年9月生。现任中国侨联第二届华商联谊会副会长、重庆市第二届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港澳台侨外委副主任、重庆腾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幼年随父从上海移居香港，因家族事业发展在非洲尼日利亚接受高中教育，后赴美留学。1989年来渝投资，曾荣获2002年度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并在2003年被重庆市人民政府授予重庆市荣誉市民殊荣。
回家：百万美元探路重庆
“我第一次到重庆是1988年。以前我们在非洲的工厂从重庆搪瓷厂进口原料，进口额每年上百万美元，所以我决定来看看。”第一次到重庆，这里给他的印象是黑灯瞎火，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落后。“但是，西部丰富的资源，以及西部占全国1+3的人口吸引了我。”通过几次往返考察后，董瑞葆加深了自己对重庆最初的判断。1989年，董瑞葆在重庆与搪瓷厂合作，由董瑞葆先支付100万美元，用于搪瓷厂的技改，以扩大出口。董瑞葆随后又在璧山与一家陶瓷厂合作。
1989年，对于所有在中国经商的境外商人来说，都是个异常敏感的年份。“当时我在重庆的第一个项目已经上马，有人劝我要谨慎，因为这一年前苏联、东欧局势一直在变，有人担心中国大陆的改革会不会就此出现反复。但是，我父亲和我相信我们看到的是商机，也是一条回家的路；我始终相信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思路。”
印证：我的判断很正确
从1989年与搪瓷厂合作开始，董瑞葆一边与本地企业做贸易，一边考察，了解重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内的三资企业逐渐多了起来。1994年，董瑞葆认为重庆原有的水泥生产技术和规模将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果断投入，与重庆白水泥厂、重庆第二水泥厂等展开合资、合作。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采用兼并、收购等方式，吞下了多家水泥企业，盘活了几亿元资产，使合资组建的腾辉集团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水泥集团之一。
1997年，重庆升格为中央直辖市，经济发展开始提速。2001年，中央启动西部大开发，并在发展政策上向着西部地区倾斜。董瑞葆对重庆投资潜力的准确判断得到印证。近两年，重庆房地产方兴未艾。董瑞葆又组建了重庆腾翔实业有限公司，进入地产业。
抉择：我为什么要移民？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的当天，董瑞葆与公司职员一直聊到深夜。小平先生“黑猫和白猫”的理论，以及“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两句话一直在他脑海中起伏。
董瑞葆告诉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些香港居民开始移民，因为他们担心社会就此烙下红色印记。有人也劝我移民，但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走呢？改革开放以后，国外有的，国内全部都有，生活成本也这么低，而且在内地又有相当的自由度。”
“回归前，香港人担心自己不是中央政府的亲身儿子，担心生活水平能否保持，担心政治生活能否保障。但香港这10年的发展有目共睹。”董瑞葆深有感触地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强化了大中华概念。‘一国两制’在香港、在澳门的实践，对解决台湾问题，都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我从小就在世界各地漂泊，对‘家’的感觉异常珍惜。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黑人敢闹，敢争取，而华人却比较中庸。”这些年中国国力不断强大，海外地位不断增强。董瑞葆说：“以前在国外遭遇麻烦，真的不知道找谁。是找英国政府，还是台湾？或是祖国大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靠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更使我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生活：早就习惯了川菜
今年是董瑞葆进入重庆的第19年。如今一年之中，董瑞葆有四五个月在重庆生活，逗留时间比在香港还长。“川菜我早就习惯了。重庆方言我不知道会不会讲，但在朋友聚会的时候，一些方言词句已会不经意上口。”本报记者仇峥实习生王轩一国两制最天才的创造
“最有天才的创造”，撒切尔夫人这样称赞邓小平创造性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指出，“一国两制”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恢复行使香港和澳门主权，实观祖国和平统一所制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社会主义难改台港澳
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思是根据中国实际出发的。其时，中国面临着台湾问题和港澳问题。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不是和平谈判，就是武力解决。动武对各方面都不利。如果用社会主义去改变台港澳，就难以让各方面都能接受。因此，只能是“一国两制”。
国力保证一国两制成功
中国的国力足以保证“一国两制”的成功，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可能制定“一国两制”方针，允许两种制度存在。
统一台湾也需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战略构想是出于对台湾问题的政治设计，其根本点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社会学专家苏海涛说，自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以来，要求实现祖国统一已越来越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语言。“一国两制”体现了坚持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体现了照顾历史实际和现实可能的灵活性。如果在形势发展变得不得不使用武力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时候，也需要用“一国两制”的构想去解决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问题，“一国两制”的构想仍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本报记者郎清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