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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底，邓小平视察杨浦大桥。“我们要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文革结束后，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的文章中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观点。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精神，催生了个体户和后来的私营企业家。他们是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受益者，他们的财富故事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缩影。
“对于小平的感激，这种感情应融于我们的血液，让下一辈人也铭记在心！是小平让我们先富起来了。”提起邓小平，陈克明感慨万千，勾起了他那旧时的记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拥有“重庆民营企业第一人”称号的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民营企业家联合会会长陈克明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的所有波折和起伏，以及改革开放前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海造肥皂先富起来
陈克明1964年下乡，10年后回城如愿进了重庆市邮政局工作。
“那时工作压力小，工资也还可以。”陈克明当时的生活非常平静，但随着文革的结束，他也开始不“安分”起来。
1977年，邓小平复出；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的文章中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1979年，陈克明开始与几个朋友合计下海挣钱，并在遵义搞起了遵义日用品综合厂。“当时的启动资金只有20元，我们买回了牛油、皂黄、碱、松香等化工原料，在吃饭的锅里熬制出第一批肥皂。”
这批肥皂尽管略显粗糙，但市民可随便买，这在一个凭票供应物资的年代，成为最大的卖点，20元成本卖了100多元。
陈克明他们的肥皂越做越多，在1979-1981年这3年间，销售收入达到50万元，在当时已是一个天文数字。
靠肥皂掘到第一桶金后，陈克明尝到了甜头，一次在火车上偶然听到广播中提到国家将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这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回到重庆后，他弄来一张除尘器图纸，并买回钢板，依葫芦画瓢，做出了第一台锅炉除尘器，并经环保局检测合格。“钢材每吨400元，这个除尘器的成本不过100多元，我居然卖了3200元。”
当时的环保设备大量依靠进口，而陈克明生产出来的设备价廉物美。他生产的环保设备自然供不应求，迅速扩张到太原、广州、昆明、攀枝花等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纷纷做了报道，陈克明被称为“时代的弄潮儿”。
弃铁饭碗艰难办企业
1983年，陈克明主动扔掉邮局铁饭碗，成立了重庆渝光环保厂。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万元户，随之而来的是“红眼病”。从1985年—1993年，陈克明被迫6次搬厂。“记得在一个地方，当地政府非要我加入社队的集体企业，而我不同意，对方就断电。我买了一台50千瓦的发电机自己供电，对方又断水。我组织职工挑水，对方干脆把路堵了，我就只好搬家了。”
陈克明回忆说，80年代重庆私营和个体经济处在一个较困难的生存环境中。比如，私人拿不到土地。当时，他想建自己的厂房，最初谈好了，可等了3年，对方一听是建私营企业，就不给了。企业生产需要钢材，没有指标，只有走后门。私营企业的发票也是专用发票，国营企业用这种发票不好报销，因此国营单位根本不愿意跟私企做生意。
而私营老板要融资就更困难了，几个人凑点钱，基本上属于自生自灭。更可笑的是，私营企业的职工结婚拿本单位的证明还办不了结婚证。
特别是1989年以后，改革姓‘资’，还是姓‘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重庆个别区县甚至出现“打倒私营企业”的大幅标语。刚成立1年的重庆民营企业家联合会（最初名称为民营企业家公会）陷于停顿，有的企业干脆关闭了。
据一些资料介绍，1989年国内个体户从业人员比1988年下降15％，私营企业从1988年的20万户，减少到9万户。
本报记者仇峥实习生王轩先富带动后富打破平均主义
改革开放前，人们有一种对富的本能惧怕和排拒，以至到了谈富色变的地步。人们毫无道理地把富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把穷留给了社会主义。这导致了极其有害的价值判断：致富有罪，致富可耻；贫穷保险，贫穷光荣，以为这是与资本主义划清了界线，坚持了社会主义立场。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宫敬才说，现在看来，这是荒谬至极的逻辑，但它却是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看问题的出发点和参照标准。
在邓小平看来“致富不是罪过”，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认为，邓小平所说的“先富后富”，指的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别，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捷径，而不是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两极分化，当时之所以强调“先富后富”，是针对“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主任李占才指出，邓小平提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因此他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大原则是共同富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袁钢明认为，“先富论”的提出对于调整人们的心态，打破平均主义观念的束缚进而为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宽松的人文环境和政策环境有着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贫富差距只是短暂阵痛
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富裕了，贫富差距也由此拉开。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主任李占才指出，邓小平对贫富分化从始至终一直很警觉，但辩证地看，小平也是有个认识过程的。
1986年9月在接见美国记者华莱士时，他还很自信地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但他晚年时就意识到了分配不公要出问题。1992年底时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等到1993年跟邓肯谈话时，就意识到“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对此很担忧。“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应该说，这时候收入差距问题还不是很严峻，但邓小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表示，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达到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二是对先富起来的个人采取征收所得税；三是对困难群众，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第四，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
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通过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二次分配来达成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这些重大决策同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针对新的情况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本报记者郎清相
小平南巡讲话救活了私营企业
“大不了遭游街！”陈克明办企业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但对于未来还是看不清楚。
“1992年春节后的一天早晨，广播里报道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我们民营企业家联合会的会员真的是奔走相告，我们马上开了座谈会，大家一致的结论是，现在该是甩开膀子干的时候了！”
尽管已经过去15年，陈克明对于南巡讲话中的“三个有利于”等内容仍记忆犹新。“随后，化工厂厂长刘世杰进军海南，我成立了贸易公司，做起了美国宝利来公司重庆总经销……”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表后，400多份限制民营经济的文件要么废止，要么修改。1992年，《人民日报》甚至发表了《要发财，活起来》的文章。大家从根本上扭转了对私营企业的看法。1994年《福布斯》甚至首次在中国发表了内地富豪榜。
陈克明说：“民营企业属于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去年以来，重庆的民营企业家再次获得了新的机遇。但是，如果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我们世世代代都要铭记他给我们的恩惠，要把这种感情融于血液中去。”
本报记者仇峥实习生王轩
偏僻小山村变身旅游胜地
“这星期又接待了六七十名来山上旅游度假的游客，毛收入至少有一两千元。”虽然快到春节了，已是旅游淡季，但是渝北区玉峰山镇玉峰村村民赵继东开设的“回龙庄”依然客来客往。
“十多年前，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每个月也只能挣几百元，如今就在家里，一年至少也能挣10多万，这一切都多亏邓小平他老人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让赵继东感慨万千。
山村建起星级农家乐
宽阔的柏油公路穿过村子，公路两旁矗立着一幢幢漂亮的的小别墅。饭馆、超市、家装公司、空调专卖店……城市元素一应俱全，让你想象不到这个充满城市气息的地方竟然是渝北玉峰山镇的一个小山村———玉峰村。
在农家小别墅群中，村主任赵继东600多平米的“回龙庄”显得非常醒目，集住宿、休闲、餐饮为一体。
记者看到，虽然地处小乡村，但是“回龙庄”完全是按照酒店标准来打造，每套客房都带有卫生间，还有配套的茶楼。
“旺季的时候，忙都忙不过来，也没有去统计过究竟接待了多少客人，只是记得最忙的时候一天光是白菜都要吃近百斤。”赵继东称，虽然收费比较便宜，一个人连吃带住一天也只收几十元钱，但除去员工的工资等成本，一年的纯收入少说也有10多万元。
“改革开放之前哪敢想啊，一家一年能挣上五六百元就不错了。”赵继东称，10多万的年收入对于玉峰村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变化。
二次改革搞特色经济
“有女不嫁铁山坪，青杠棒子打死人。”玉峰村村委书记陶光辉称，“玉峰村地处铁山坪，一共有耕地2400亩，村民2700多人，平均下来每个人的耕地面积还不到一亩。其余的都是林地，盛产青杠棒子。”
“虽然铁山坪是洗肺清心的好去处。但由于交通不便，以前村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普通农民家能自给自足都很不错了，有的村民家里一个月都吃不上一次肉，日子过得确实很艰难。因此谁也不愿意将女儿往这个穷坑子里嫁，村子里不少男青年到了30多岁都还在打光棍。”
90年代初，不少思想先进的村民就到城里去打工，赵继东也是其中一位。1991年，他到城里打工，帮一个老板开客车。每天工作10来个小时，一个月也只能挣几百块钱。到了1997年，攒了一点钱买了台东风车来跑货运。
后来，改革越来越彻底，玉峰村迎来了包产到户后的第二次大变革。“如果说小平老人家的包产到户是解决了农民的温饱，而继续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则让农民走上富裕。”
赵继东称，1997年，渝北区政府为了帮助玉峰山镇农民脱贫，特地组织相关部门到外地去学习乡村旅游经济。回来后，渝北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利用铁山坪丰富的森林资源搞农家旅游。
光棍村变旅游示范村
看到旅游经济的前景，赵继东也准备大干一番。2000年，他卖了货车，借遍了朋友亲戚凑了20多万，将自家的房屋翻新成了农家休闲旅店。
赵继东称，当时，他的农家休闲旅店不到300平方米，10个房间，档次也不高，每晚只收25-30元，如果客人要求提供伙食的话，一天也就40元。但是，不到两年的功夫，就收回了成本。
尝到甜头的赵继东2003年，又投了33万元，把休闲旅店扩大到600个平方，16个房间，同时，还增加了娱乐、休闲的场所。硬件设施上去了，不少到铁山坪来旅游的市民都喜欢到“回龙庄”住。“黄市长到山上来休闲，都住过我的山庄呢。”
在玉峰村，像赵继东一样拥有自己的农家别墅搞休闲旅游，年收入上10万的村民不下三十家。玉峰村也由一个闭塞的小山村成了全市休闲旅游示范村。
“以前是年轻人找不到老婆，现在玉峰村开始限制外来人口的迁入。”村委书记陶光辉称。
政府投资帮村民搞规划
虽然部分村民文化不高，但是提起今天的富裕生活，说的最多的还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包产到户后，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而发展特色经济则让大家富起来了。”
对于将来的发展大计，玉峰山镇看得很远。“除了旅游外，下一步村里还计划要搞观光农业、花卉产业，打造美食特色街……争取带动更多的村民富裕起来。目前村里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花卉公司。”陶光辉称。
“除了将继续大力发展玉峰村的生态旅游外，还将建成观景长廊带，发展养老产业，争取在几年内让村民的年均收入突破6000元。而且不仅要让重庆人知道玉峰山镇的旅游资源，下一步还将设立专门的网页，向全国宣传。”玉峰山镇党委书记刘志称，“为了实现玉峰山镇可持续发展，镇上投入100万元专门用来搞规划，光玉峰山村就投入了50余万元。”本报记者聂玉虎实习生黄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