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阔任驰骋 路遥驿马劲
——高尔基文学奖章获得者张建华与他的俄罗斯情结
文/维鹰
张建华，1945年生于浙江省余姚市。196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1982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5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文学理论教研室进修。1987年至2000年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副院长、院长。1996年在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大学访学。现任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俄友协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21世纪外国年度最佳小说”丛书俄罗斯文学评委等。著有文学传记一部，辞书两部，教科书两部，论文60余篇，译作16部。
读与译的成长跋涉
对于翻译家，特别是文学翻译家，19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俄罗斯文学鼻祖普希金曾将之比喻为“文化的驿马”。在中国与俄罗斯文化的悠长交流史中，两国间有无数的翻译家充当着“驿马”的使命，他们在将异国文化向自己祖国传播的过程中，也深深地被那异域文化的风情所吸引，而对异域文化的认识越是趋深，他们甘当“驿马”的劲头就越是旺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张建华，就是一匹这样的“驿马”，他在向国人译介俄罗斯文学的旅途中，已经奔驰了近30年，他在将俄罗斯那歌唱一样的语言变成方块象形汉字的同时，身上也积聚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浪漫气韵。
2006年、2007年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年和俄罗斯中国年。中国与俄罗斯分别在自己国家的首都举行介绍对方国家文化的系列活动。在2006年5月23日“俄罗斯文学日”这天，俄罗斯驻华大使谢尔盖·拉佐夫代表俄罗斯作家协会和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在典雅的、满溢着俄罗斯风情的大使馆小礼堂，向一批中国学者颁发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和荣誉证书，表彰中国学者在俄罗斯文学作品翻译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表彰他们在以文学为媒介加深两国人民互相了解的事业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张建华是获得高尔基奖章的5名中国学者之一。
高尔基是苏联文学的巨人，他的名字和作品《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早被中国读者熟知，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他的著名散文诗《海燕之歌》，无论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在世界散文诗长廊里都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至今，《海燕之歌》始终是中学语文课本的重要篇目。今天,继承了苏联文学遗产的新俄罗斯，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一个文学奖章，足见这个伟大的国家对文学交流的重视。作为一匹在中俄文学作品中往来译介的“驿马”，张建华获得的这枚奖章，承载着他对俄罗斯文学读与译的成长历程。
张建华1945年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普通工人家庭。3岁时，随父母迁到上海，4岁起读小学，10岁进入上海著名的扬州中学学习。
张建华上小学时，正赶上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广为流传。上世纪50年代，诞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同，使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自然地与当时强大的苏联结成了亲密的伙伴。俄罗斯文化之风吹遍中国大地。俄语，自然也几乎成为中国大学、中学外语课的第一语言。在那个时代，学俄语，读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听俄罗斯与苏联的音乐，欣赏俄罗斯与苏联的绘画，是中国社会的时尚。在中学学俄语的张建华，虽然也和所有同学一样，接受着“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教育，但他了解世界的窗口，因为时代的局限，只能从俄罗斯，从苏联开始。
尽管张建华了解世界的窗口有些单一，但具有深厚底蕴的俄罗斯与苏联文学还是紧紧扣住了张建华年轻的心。在张建华的记忆中，他在语文课本中接触的第一个外国人，是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普希金。在小学语文课本里，普希金的童话诗歌《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以长篇叙事的诗体格式和对贪婪人性的讽刺抨击深深触动了张建华的心弦。从此，俄罗斯便成为他了解外国文学的起点。后来，张建华又在中学课本中读到了俄罗斯著名文学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万卡》，作者用平静得如止水一样的口吻，写尽了万卡惨淡的童年，这使张建华又对俄罗斯文学的社会背景有了深入的了解。
少年时期阅读的点滴体验汇成了张建华对俄罗斯文学兴趣的源泉。1960年，刚满15岁的张建华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在选择学校时，他未假思索地把决定权交给了兴趣。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使他在志愿表的第一类院校报名栏中全部填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他要深造俄语，他要深入地了解俄罗斯这个伟大的民族。回忆当年，他说，当时我就是那样执著，即使与北外无缘，也要去中央民族学院(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学习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也要了却学习“外语”的心愿，一定要通过学习第二种语言，为自己洞开了解世界、认知国际文化的窗扇。
上世纪60年代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对国人来说，是所神秘的学校。它隶属于外交部，从那里走出的毕业生，多数成为了年轻共和国的外交官。然而，青春年少的张建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时候，似乎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职业理想。他单纯而贪婪地阅读着图书馆里俄文版的文学名著，用一个孩子般(严格地说，15岁的大学生确实还是个孩子)充满新奇的目光，“饕餮”着克雷洛夫的寓言，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以及源源不尽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他的思想与情感，仿佛从那连串的，朗读起来像潺潺流水的文字中，走上了辽阔俄罗斯的古老土地，踏上了苏联的宽广疆域。
阅读使人成熟。张建华的思想之树，在阅读俄罗斯，阅读苏联的过程中渐渐粗壮起来。大学毕业时，张建华的身高增长了10厘米，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能够用纯熟的俄语与人交谈，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梦想着，也许有一天，他会真的踏上那古老民族的土地。然而，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浩劫，差一点断送了张建华在异国文学中驰骋的梦。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中国，一切文学都被冠以“封资修”的名号，中国的古典文学姓“封”，西方文学姓“资”，苏联文学姓“修”。几乎所有与俄罗斯、苏联有关的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地全部转入了“地下”。学俄语，自然不可能成为外交官；当翻译，英雄也无用武之地。“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毕业却还滞留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张建华终于被分配到重庆一个钢厂当了工人。
也许是张建华太年轻的缘故，20出头的他在工厂里当炼钢工人，似乎并没有觉得有多苦。在与炼钢炉为伴7年后，他终因懂得外语被调到研究所，从事技术翻译工作。但张建华并不甘心，无论是当工人，还是从事科技翻译，在重庆的11年中，他始终暗暗钟情着他心爱的俄罗斯文学。在那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日子里，他把从北外带到重庆的两箱书——文学、俄罗斯文学书籍，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今天，年过花甲的张建华回忆起那段时光，庆幸自己没有像许多人一样，把上大学时买的、还没来得及读的书丢掉，那是多么丰富的精神食粮啊！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尝试着翻译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
1979年，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研究生考试开始了。张建华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北外了。为什么不回去深造呢？中苏两国的关系在好转，对于俄罗斯，对于苏联，对于他们的文学，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张建华的考研经历与别人不同，“荒疏”了11年的学业并不需要他花费功夫去复习，让他费心的，倒是如何说服自己的领导，让他同意自己应试。不过，还算顺利，领导也是个爱才的人。1979年，他终于回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为俄语系研究生。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人们“放眼世界”的视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50年代流行于中国的早期苏联小说与电影《第四十一》中女红军战士与白匪军官的那场消失在阶级仇恨之中的短暂爱情，曾带给文学青年以爱情之美究竟应该怎样表现的迷惑与深入的讨论，那么，当把俄罗斯与当时的苏联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来研究时，我们会突然发现，俄罗斯这个伟大的民族有那么多让人琢磨不透的性格。重回北外深造俄罗斯文学的张建华意识到，我们已经不能用过去的眼光来看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了。
1973年，集导演、演员、作家于一身的苏联艺术大师舒克申的代表作——电影小说《红莓》曾作为内部文学资料在中国翻译出版。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渴望回乡建立新生活，却被过去的同伙杀害的故事。生活在西伯利亚的舒克申试图以此宣传人们对土地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来抗衡社会罪恶。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表现这样的文学题材？舒克申的一系列以普通农民、司机、工人、农村妇女为主角，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在中国的文学翻译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舒克申的前期作品多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农村的现实生活，后期作品多采用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大胆暴露和讽刺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多侧面、多视角地审视和反映社会生活，使人们认识到了当时苏联文学的新发展。
想来还在工厂搞科技翻译时，张建华就对舒克申这位受到苏联人民喜爱的演员、导演、作家的作品产生了兴趣。1980年，读研究生二年级的张建华在导师的指引下，翻译了舒克申的短篇小说集，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年，张建华35岁。
当年在语文课本中认识普希金时，张建华并不知道普希金把翻译家比作 “驿马”。而当张建华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时，他应该感谢普希金，是他引着自己成为一匹“驿马”，开始了驰骋在欧亚大陆上的漫漫旅途。近30年来，他的译作有的散见于杂志，有的结集出版，他已经按捺不住对俄罗斯文学进行研究的热情，翻译的同时还发表论文，二十几年来，他发表的学术论著有50多篇(部)，译作16部，达200万字。
多年来，张建华所在的这所外语院校始终在为国家外交部输送素质优秀的外交官，他自己却始终与外交官无缘。在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时，外交部曾选拔他参与驻外工作，而校长却坚决地强调对张建华要学以致用，留校任教最适合他。性格温和的张建华也没有坚持要去外交部，而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长期地落了户。事隔多年，张建华这样说，也许我本人确实是最适合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在校园里，你可以尽情呼吸思想的自由空气；纵情追求你所钟爱的文学；在讲台上充分展示你的精神与人格；当然，你还可以无休止地挖掘俄罗斯文学的质朴、深邃、清雅的内涵。这些，都是职业外交官所不可能实现的。
在北外，张建华这匹文化“驿马”时而驰骋，时而流连。今天，他仍在指导着5个博士生、3个硕士生的科研和学习，同时译著不辍。一枚来自异国的金色高尔基奖章，是对他多年来担当“驿马”使命的莫大肯定。张建华欣慰地说：“俄罗斯文化界一直非常感怀于中国专家学者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关注，俄罗斯文化界和中国同行一直保持着真挚的情谊。虽然俄罗斯国内常常会有些表彰中国作家、学者的奖项，比如教学领域的普希金奖等等，但这些奖项大多是由中方提名授受的，而这个高尔基奖则是由俄罗斯方面发起颁发的，这是俄罗斯文化界对中国俄罗斯文学教学与研究界的肯定。”
诗与剑的艺术气度
如果将“驿马”的责任简单理解为把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那就错了。如果真是这样，张建华也就不会对俄罗斯文学有如此深厚的情结。让读者透过本国文字的形式，去理解异国文化的内涵，这是翻译家的使命。
回顾自己译介异域文学的旅程，张建华说，“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译介，我不只局限于文学作品本身与简单的知识层面，我愿意更多地透过书页纸张，从情感的纵深处考量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与性格。”
俄罗斯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在大学的讲台上，张建华会引用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的富于哲理的诗句来回答学生的问题：“用理性无法理解俄罗斯，用公尺无法衡量她;俄罗斯具有独特的气质——对她只能信仰。”
信仰是一种崇高的追求。在追求理解俄罗斯文化本质的同时，张建华在和学生交谈时，总是会结合自己的体验从多个角度介绍历史上与当下的俄罗斯。苏联时期的高尔基曾说过：“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张建华说，“学者是在对崇高文化的追求中来完善自己的思想品格的。对于我自己，只有把俄罗斯民族文化看作一个鲜活的生命，探求其性格和气质，以人为镜，以明得失、辨真伪；以民族性和民族史为镜，以拓视野，涤胸襟，作为探求者的我，自身的气质禀性才能够随之愈臻完善。”
1985—1986年，张建华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文学理论教研室进修，师从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文艺理论家尼古拉耶夫。1996年，又去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大学访学，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俄罗斯真正融入了他的生命体验，与他的治学和为人再不可分。
在张建华的意识里，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复杂多面性是难以说尽的。俄罗斯人的性格，就如同他们国徽上的那只双头鹰，在欧洲和亚洲的文化版图间左右相顾，却又相得益彰。
正因为此，经常有人问张建华，你如何表述俄罗斯的文化品格？张建华也经常这样作答：别尔加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说，“德国是欧洲的男人，俄罗斯是欧洲的女人”；俄罗斯“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它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强烈的恨。”俄罗斯文化既浪漫，又严肃；既奔放，又冷峻；既理性，又悲怆；既尚武，又温存；既忧郁，又阳刚……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用“菊与刀”来评价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模式，我们也不妨将俄罗斯文化视为“诗与剑”的构筑。实际上，这一概念也是俄罗斯人命名的——俄罗斯的文化艺术中心圣彼得堡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文化沉淀的源头，也是俄罗斯国家民族未来复兴的象征，长久以来，这座美丽的英雄城市一直享有着“诗与剑之城”的美誉。
张建华认为，要理解、感受俄罗斯诗与剑的气度，首先就要在当下对新俄罗斯形成相对客观和全面的认识。如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提起俄罗斯，就本能地想起1917年的红色革命，想起十月的炮火，想起保尔·柯察金，想起高尔基的《母亲》，想起西伯利亚的风雪……显然，这些印象还停留在“苏联”时期。这种心态，只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俄罗斯国际影响力的今非昔比。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中的一些人对今天的俄罗斯还存在着一些偏见，实际上，俄罗斯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衰疲、守旧，这个伟大的国家在她发展的进程中尽管遇到了曲折，有过方向的迷误，但前进的脚步却没有一刻停留。
在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留学和讲学期间，张建华结识了许多俄罗斯朋友，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张建华看来，俄罗斯人的性格是外向的，坦诚、直率，与中国式的含蓄、中庸相迥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热情好客，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共同性格。但是，俄罗斯人在与人交往时，坦诚得有时让我们中国人觉得过于天真，他们甚至会把自己的私生活一五一十地告诉对方，袒露心迹并不需要交往到相当的深度，只要他觉得是遇到了感觉好的朋友。
在谈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比较时，张建华说，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自信心大增。但相比俄罗斯，中国在教育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自1917年后，当时的苏联，以至今天的俄罗斯，国民受教育程度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苏联时期，大学普及率已达到70%，而且其高等教育是免费的。
在曾经的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的生活经历，使张建华又从地理、自然和人种方面发现了中俄两国民族性格的有趣差异。“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地域辽阔的国家，都自言开放。但以理性的眼光看中国，中国在全局上虽然开放，但在局部上又是封闭的，在开放的同时，人们又尽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比如一所大学一定要筑围墙，一个农民家庭一定要建小院，甚至城市里，比如北京的四合院，其封闭性很是突出。当然，封闭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凝聚力。而在俄罗斯，大学和工厂是没有围墙的，房屋外有限的栅栏也大都是为了审美的需要。斯拉夫民族是豪放和开阔的，从欧洲地区到乌拉尔山，到远东，再到黑海、波罗的海……长期的迁徙催发了他们的忧患意识，提防外族的入侵成为他们这一忧患意识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无边界性、宽边界性，多民族的聚居与共存也削弱了民族的凝聚力，与其他民族的认同性增强。
张建华说，“我认识的俄罗斯人都很欣赏中国人的凝聚性，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圈子，中国人的活法。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会被外界同化的，而俄国人到了美国、捷克、北欧、法国、以色列后，生活方式就被当地同化了。中国人强调安居方能乐业，俄国人却在不断迁徙。在中国最普遍的刑罚是监禁，而俄罗斯选择的却是流放。即使是农奴时代，农奴也不是在一块封闭的土地上永久劳作的，从果戈理的《死魂灵》便可窥见一斑。”
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东方和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出矛盾交错的火花，形成了诗性的存在。俄罗斯是一个浪漫的民族，与东方古老的中庸、中和的文化相比，俄罗斯的庄园文化更富西式的贵族气息。自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俄罗斯出现了“文明化了的”贵族阶层。所谓的“文明化”就是完全欧化，在当时主要是“法国化”。贵族子弟甚至大多是先会说法语然后才会说俄语的，最伟大诗人普希金的第一首诗就是以法语书写的。
今天，俄罗斯人仍然崇尚着贵族式的浪漫。1986年，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的张建华在劳动节和胜利日的9天假期中闷在宿舍里读书，独享着一份难得的清静。俄罗斯同行到他的宿舍看望他，对他居然能够9天闭门不出感到奇怪，开玩笑地问：在这样休闲而浪漫的假日里为什么不找个姑娘共度？后来，张建华进一步了解到，俄罗斯人的浪漫不仅表现在姿态仪容、饮食起居、交友习惯上，更表现在他们将歌剧、芭蕾舞、绘画等艺术追求与欣赏渗透到灵魂深处的热情。即使是暴风骤雨或大雪纷飞的夜晚，剧院里也座无虚席。假日，是俄罗斯人释放情感的最好时机，他们不愿意错过这个可以和朋友、恋人相聚的日子，只要有假日，俄罗斯人肯定不会独自在家忍受孤独。因为忍受不了那份寂寞的孤独，俄罗斯的民歌也才让人觉得既悲怆又豪迈，既深远又绵长。
在浪漫的同时，俄罗斯人还尚武。也许是因为俄罗斯横跨欧亚北大陆，寒冷的气候促生了他们浪漫情调下不息的尚武精神。张建华说道：“俄罗斯人以尚武为荣，俄罗斯的历史便是一部争斗史。普希金与莱蒙托夫两位伟大的诗人都是因为决斗而匆匆结束了诗样的年华。”
俄罗斯人恰到好处地把诗与剑的文化气度“修炼”到极致，化为一种宗教意识。张建华强调说：“我们所认为的俄罗斯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像钟摆一样摇荡，这个东方不是亚洲的东方，俄罗斯从本质上是不认同亚细亚的，列宁曾说亚细亚的统治是一种野蛮的、残酷的统治。俄罗斯人所指的东方是以拜占庭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钟摆是指文化选择：是走英法道路(西欧主义)还是斯拉夫民族自己的道路？直到20世纪，俄罗斯提出了欧亚主义——俄罗斯既不是欧洲的也不是亚洲的，但也既是欧洲的又是亚洲的，俄罗斯开始在接受欧洲的民主、先进的文化的同时坚持自己的传统，如东正教信仰和村民自治的管理方式。
张建华自称读书早，启蒙晚，这使他能长久地怀着一颗无功利的单纯之心徜徉在俄罗斯文学带给他的感动与思索中，与俄罗斯朋友的交往也塑造了他开朗健谈的性格。如今已年过六旬的他看上去依然雄姿英发，像被时光挽留在了不惑之年。
张建华认为，你要向学生传授一种文学的精神乃至文化的内涵，那么，你首先要做的，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艺术气度去熏陶学生，启发学生的心智，引起他们对文学的兴趣。在课堂上，张建华从不愿意单纯讲授文学的语言常识和一般性的文学现象，而总是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民族气质贯穿于讲解中，让学生在自己的思维中描画出一个立体、多侧面、生动的俄罗斯。
张建华也不愿意把教室当成唯一的课堂。在和学生一起用餐时，他会在餐桌边突发兴致，为学生们讲《安娜·卡列尼娜》。即使在一本正经的教室里，他也不计较学生们提出的与本课无关的话题，会灵活机动地把一节文学课变成“人生课”，宽容地回答学生们感兴趣的每一个话题，包括自己年轻时的爱情经历，中学时代对《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理解。痴迷于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张建华，有时真的是在思维上也很俄罗斯化了。因为在俄罗斯人看来，师生间、朋友间没有什么话题可以避而不谈。
昔与今的文化交流
“驿马”之所以能往复译介，终因有驿站的存在和驿路的开辟。中国对俄罗斯文学乃至文化的大规模引入和接受，自19世纪末俄罗斯文学被介绍到中国起，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仅从1911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来看，翻译出版的俄苏文学作品单行本就达到万种以上。张建华指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史从“五四”开启至今，大致经历了几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震惊了全世界。在中国，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传播俄罗斯文学的第一批“驿马”，中国的热血青年通过他们的译介，看到了俄罗斯人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强大的人道精神。但是当时的“驿马”还只能算是别样生命火种的“偷运”者——鲁迅曾把俄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就是当时这些盗火者引来的火种，点燃了后来俄罗斯文学、艺术在中国的燎原之势，迷倒了几代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稳定融洽，以至于发展为50年代所谓的“蜜月期”，苏联文学成了新中国一代人的“良师和益友”。抛开政治体制方面的影响不说，苏联那些或气壮山河，或温情脉脉的歌曲《祖国进行曲》《喀秋莎》《快乐的人们》《共青团员之歌》常伴在中国追求新生活的年轻人左右，这些歌曲给他们留下的，不仅是温馨时代的记忆，更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即使在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时，俄苏文学作品和歌曲也曾在暗地里给了处在寂寞精神生活中的张建华同时代人以莫大的慰藉与鼓舞。
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在历经荒芜后进入了复苏时代。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的译介，再度在中国变得热闹起来。二十余年来，我国已有近百家出版社出版了多达万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80年代的鼎盛时期，仅专门译介俄苏文学的杂志就有4种。甚至有人做过统计，那时期，我国翻译俄罗斯作品的数量超过其他外国文学译介的总和。
张建华总结道：“‘五四’时期中俄的文化交流还只是单向的，是俄罗斯对中国的输入和影响，构不成对话；中苏交恶时，中国开始批判俄罗斯文化，这段时间也谈不上交流。而今天，俄罗斯人开始主动地接受中国文化，我的好多俄罗斯朋友很喜欢穿中国式的对襟衣服，而且他们不只是因为喜好而穿，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另外，以前俄罗斯人是只喝咖啡的，现在却有好多人改每天饮绿茶了。这就说明今天我们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已经由‘逆差’转为‘顺差’”。“然而，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传播与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相比还是不甚相称。在今年的俄罗斯书展上，俄罗斯代表在领略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后，抱憾地说，中国读者对俄罗斯的了解远比俄罗斯对中国的了解多得多。”
在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中，中国人对俄罗斯情有独钟。这是一种历史文化情结的传承。虽然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在经历了一个极盛的绚烂期后，有时不免会让人觉得当下的环境有些寂寥。虽然从苏联解体到今天，俄罗斯文学出现了空前多元化的局面，一时还很难推出可与过去的经典比肩的新作，但是，在中俄两国土地上传递文化精神，译介民族品格的“驿马”们的使命却更加神圣。因为，要在这种环境中选择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作品来引介和翻译，对翻译和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有独到的眼光和学术修养不可。
如何在崭新的世纪里继续完成“文化驿马”的使命，张建华为自己的译作定了两个标准：一是内容上有思想——不一定是俄罗斯风格明显的描写苦难的作品，但一定要渗透着作者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深刻思考；二是艺术上有创新，并能被中国的读者和中国的批评家所接受，要照顾到中国人的审美习惯。2001年，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波里亚科夫出版了小说新作《无望的逃离》，这部小说通过描写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婚后二十余年充满欲望的滥情生活及数次企图冲出“围城”与情人出逃以躲避现实的经历，展示了各色文化人的心路历程，也反映出当代俄罗斯家庭情爱生活和精神气韵的变迁。这部小说2002年末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系列丛书，而它的翻译者就是张建华。正如他所说：“二十多年来，我主要致力于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研究与翻译。”这种目光定位使他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整体风貌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把握，为他的译介工作拓展了视野和思路。今年他着力编译的70余万字的《当代俄罗斯小说集》，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从在课本中第一次接触俄罗斯，到获得高尔基文学奖章，张建华俄罗斯文化与文学的“驿马”历程是因感动而产生兴趣，因兴趣而执著，因执著而成就。今天，刚刚卸下教学行政管理重担的张建华真正成为了一个在校园里“自由驰骋思想”的学者。“退休后，我用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时间会越来越少，翻译和创作的时间会越来越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张建华这匹文化“驿马”正在驰向更精彩的驿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