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晚年曾写过一本被列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会插手语言学问题？这是学术史所不应忽视的问题。
俄罗斯语言学博士米哈伊尔·维克多罗维齐·戈尔巴涅夫斯基于上世纪90年代写就了一部20余万言的著作——《世初有道——揭开前苏联尘封50年的往事》，披露了这段历史。
马尔在苏联语言学界的统治地位，正是借助斯大林的专制形成的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1865～1934)在历史考古和具体语言研究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但缺乏语言学理论素养的他，偏偏有意把语言科学变成实现他个人思想的实践，试图征服整个世界语言学界。而当时苏联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他把以前的语言学传统都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把不让资产阶级的语言学说入侵苏联科学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以保证苏联语言科学的纯洁性，同时也就等于保证了他的“语言新学说”的权威性。
马尔的“语言新学说”认为，语言不是没有阶级性的交际工具，而是上层建筑，和后来的文字一起都成了统治阶层手中阶级斗争的工具。
马尔十分清楚，在当时，科学领域的许多事情都依赖于职位的影响。马尔的行政头衔不下10个。1930年，他还被授权代表“全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科技工作者协会”向苏共十六大宣读贺信，坐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满意地听着这位科学院副院长慷慨激昂的表白。
马尔的忠心得到了领袖的赏识，很快就被接受为联共(布)党员，而且没有预备期。一年之后，成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稍晚经斯大林同意，马尔被授予列宁奖章和功勋科学工作者称号。
马尔的“语言新学说”获得了广泛的宣传。反对马尔新学说的学者则被扣上一顶顶政治帽子，遭到批判、解职、流放甚至被迫害致死。这样的做法，使得苏联语言学的发展出现了“最严重的停滞”。
斯大林对语言学问题产生兴趣，并在马尔死后拿他开刀
马尔于1936年病逝后，学生们继续推行马尔学说，也继续着他们对持不同观点的语言学家的批判。1949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语言学战线的形势”，并通过决议：马尔院士的“新学说”是惟一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与其相悖的任何其他理论都应坚决予以肃清。一批语言学者被点了名，其中包括格鲁吉亚语言学家契科巴瓦·阿尔诺利德·斯捷潘诺维奇。但这一次厄运没有再次落到反对者头上，而是很快出现了相反的局面。
斯大林为什么对语言学问题和马尔学说产生兴趣，并在马尔死了十多年后拿他开刀？按契科巴瓦的说法，斯大林对语言学问题的兴趣实质上跟民族问题有一定的关系。
1949年，契科巴瓦根据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恰尔克维阿尼的建议，写了一份《马尔院士的语言阶段分类》的报告。恰尔克维阿尼是当时正在编纂的《格鲁吉亚语详解词典》的主编，而按马尔的语言阶段学说，格鲁吉亚语要比犹太语和印欧语族中诸语言低一个等级。这份报告被呈给了斯大林。《世初有道》的作者推测这个理论有可能使斯大林的民族感情受到侮辱。次年，契科巴瓦和恰尔克维阿尼带着刚出版的《格鲁吉亚语详解词典》第一卷在斯大林的别墅受到接见。斯大林与客人讨论了马尔的语言新学说，并授意契科巴瓦把意见“先写出来，我们看看，如果可行，就印刷出版”。
一个月后，《真理报》发表了契科巴瓦的《论苏联语言学的若干问题》，对马尔的语言新学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按照斯大林的旨意，报纸宣称将就此展开公开的、自由民主的讨论。
契科巴瓦遭到了围攻，支持他的人屈指可数。这种局面持续到6月20日，斯大林的《关于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
大讨论结束了。相关文章源源不断，但不再有任何支持和捍卫马尔学说的只字片语，见报的是马尔主义者的忏悔，至少有两位马尔的信徒或因迷惘、更可能是因为恐惧而引发了精神病。
7月4日，斯大林发表了《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8月2日，又发表了《答同志们》。这些文章的结集，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领袖的铁拳砸烂了马尔的大棒，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开始了
斯大林的著作为苏联语言学界摆脱马尔主义的教条扫清了道路。他在文中义正辞严地指责：
在语言学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视一贯正确的领导集团，它能保证自己不受任何可能的批评，它可以在这一领域为所欲为，恣意横行。
斯大林并没有给语言学理论作出任何贡献，他对马尔学说的批判，只是重复了许多俄国和苏联学者早已表述过的结论。但以权势之大，地位之尊，他的话却成了不容置疑的权威结论。
轰轰烈烈的对斯大林的赞颂已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界，变成群众性的狂热。其他专业的学者们也迫不及待地用伟大领袖的新理论来武装自己。在莫斯科大学的生物系，贴出了“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理论观点来研究马拉尔的乌鸦种群问题”这类“科学讲座”的海报。
斯大林的著作为苏联语言学界摆脱马尔主义的教条扫清了道路。但对斯大林思想的更狂热的崇拜，同样严重地影响了苏联语言学的发展。（《南方周末》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