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坤、冯玉祥故居先后遭拆折射武汉老房子保护之困
本报记者 黄蓓蕾
核心提示
█去年12月11日凌晨，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的故居被人偷偷推倒，百年老宅只剩下残垣断壁。
仅仅一个月后，今年1月11日，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武汉旧居也差点被拆。
█“拆房时不知道房子究竟有何价值，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与保护尚有欠缺，同时还说明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的家底摸得不太清。”得知冯玉祥旧居差点被拆，武汉文史专家董玉梅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应该查查武汉“老房子”的“家底”。
█刘谦定所统计的100处被拆的老房子中，76处是“拆除消失的历史建筑”；有10处是市级优秀历史建筑，如叶挺24师师部旧址、革命先烈施洋故居、革命先烈项英故居、俄国领事馆官邸旧址等；有6处是“被易动原址的历史建筑”；还有18处为“夷平再建的历史建筑”。
█“有的人认为百年老房子是绊脚石，其实它浑身上下都是宝贝，它是历史信息的载体，是一本丰厚的历史古书，就像红楼梦一样，看它的人都有不同的解读。”刘谦定说，正是因为建筑难以保存，国际教科文组织规定50年以上的老房子就是“历史建筑”。
█84岁的华中科技大学著名建筑学家张良皋到过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的多个国家，他说国外很多房子都不如中国，但是人家重视文化，尊重历史，“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可悲的”。
险被拆毁的冯玉祥旧居
1月10日，阳光明媚，武汉民间文史研究专家刘谦定与两个爱好老房子的朋友相约踏访武汉的老房子。他们从老银行租界逛到首义公园，从大东门出来时，仍意犹未尽，准备再到附近的冯玉祥旧居看看。
刘谦定自称“玩老房子的人”，他的祖父曾是湖北新军炮八标的炮手，参加过武昌首义炮轰总督府的战斗。他从小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对辛亥革命首义遗迹及其他历史建筑、基督教堂、宗教场所很感兴趣。
当他们三人来到位于武昌千家街的市化学工业研究所大院内时，刘谦定顿时傻了眼：5名工人站在冯玉祥故居的房顶上，正在开拆。
“这房子可拆不得呀！”刘谦定对着房顶施工人员大喊：“这是冯玉祥的旧居。”
轰！轰！铁锤重重地敲击在木砖上。两层楼的欧式建筑，房顶上的瓦已经全部没有了，二楼的墙体和地板，部分泥灰已垮塌。楼顶的工人将房顶的木梁一根根地抛到楼下，房前堆放了一堆堆红砖，上面刻有外文，还有一些木板散落在一旁。
每一锤，都让刘谦定的心震颤。
刘谦定说，据1999年版的《武汉市志·人物志》记载，1937年11月30日，冯玉祥到武汉，老舍、吴组缃等作家、画家常应邀到其武昌区千家街福音堂的住所共商抗日宣传工作。国家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上，冯玉祥部下于志恭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写下了《我在冯玉祥身边看到的周恩来》一文，描述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与冯会晤于武昌黄土坡千家街福音堂，商量抗日救亡大策；冯玉祥的女儿冯弗法也曾回忆：“我于一九三八年春季到达武汉，父亲比我先到。我家住在武昌千家街福音堂。福音堂是教会的房子，由父亲向教会借用……”
刘谦定还拿出一份武汉市档案馆收藏的1936年版的武昌市街图，上面绘有福音堂，正是在千家街。“这一切资料都能证明，冯玉祥曾经在这栋楼里住过，和很多著名人士在此商量抗日救亡之计。”
刘谦定说：“这座房子是英国人建的，青砖红瓦，两层砖木结构，勒脚腰线是花岗岩，这是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建筑。但是这座房子没有任何名份，不是‘优秀历史建筑’，更谈不上‘文物保护单位’。”
当天下午，刘谦定上前阻止工人拆房，遭到开发商的阻拦。此时，他想起武汉市领导曾特别叮嘱他：“如果在保护优秀建筑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可直接打电话。”2小时后，武汉市发改委以及武汉市和武昌区房产、文化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即赶赴现场，要求正在拆除的工作人员立即停工。
12日下午，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还召集市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协商此事。15日下午，有关部门表示，将邀请专家学者考证事实，最后决定对冯玉祥故居是留还是拆。
武汉老房子家底知多少
“拆房时不知道房子究竟有何价值，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与保护尚有欠缺，同时还说明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的家底摸得不太清。”得知冯玉祥旧居差点被拆，武汉文史专家董玉梅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应该查查武汉“老房子”的“家底”。
有人说，武汉没有自己的民居形式。“其实我们有自己的旧宗。”刘谦定说。
白沙洲陈家巷里曾有一栋百年老宅，名曰“卢家老宅”，始建于1892年。当时卢家是白沙洲五大竹木商之首，所建豪宅仅住房就有500多平方米，另有平行建的一方戏台。卢家老宅沿中轴线、天井层层递进、三合院泗水归堂，这是“江夏民居”最后的标本。2005年，这座老宅在被评为“武汉市一级优秀历史建筑”的前3个月，被夷为平地。
武汉市近代最早的里份，也是没有任何名份的，曾经一度保存完好的里份，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历史。
里份起源于汉口开埠后的19世纪末，至1949年全市共有里份208个，主要分布在汉口的江岸区、江汉区。到1996年，仅有140条；到1998年，又有30条被夷为平地；2003年下半年，武汉市规模最大的里份——生成里，也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消失。
里份内，不同风格的建筑房屋，中式石库门、土库门、欧式小洋楼以及中西合璧的门楼应有尽有。石库门的门头装饰大多采用传统的花鸟虫鱼图案，高雅而不失富贵气派。住宅内的局部装饰也很细致，一些木制门窗为格子窗，窗子下半截镶条环板，做工精细，花心及腰华板的装饰，精致的木栏杆体现了传统民居精巧、素雅的装修风格。里份民居也针对武汉火炉城的特点，讲究解决室内高温的设计，房内有良好的通风和增设的遮阴设备。
和 “江夏民居”“汉口里份” 这些没有名份的武汉特色建筑类似，昙华林原来也没有任何名份，但在民间人士及有关专家学者的共同呼吁下，它的命运终究得到了改写。
昙华林历史街区的价值，是刘谦定最早发现的。这条位于武昌花园山北麓、东起中山路西至得胜桥、全长1.2公里的清代古巷，隐没着西方传教士在汉设立的最早的文华书院、石瑛的故居、钱钟书家的老宅、瑞典领事馆……有专家认为，昙华林遗存的大量中外历史建筑，集中展现了当年武昌的旧城风貌，连片构成一个区域化的近现代文化生态环境，是传承地方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标本”。
在两个名人故居被拆后，民间呼声也高涨，到底我们还有多少有特色的老建筑没有被纳入文化保护的范畴？
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初，武汉市曾对老房子进行调查摸底，选出300多处老房子；最终确定102处为市级优秀历史建筑。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武汉的人文历史无疑是武汉最独特、最宝贵的资源。武汉得水独厚，又为华中重镇、近代都会、红色之城，名胜古迹遍布三镇，优秀历史建筑和纪念地举不胜举。”董玉梅说，但从卢家老宅的命运来看，也还有许多散落三镇各处，并确有历史文化和建筑艺术价值的老房子和历史遗存，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百处城市老房子拆毁备忘录
近二十年来，在武汉飞速发展的同时，诸如张之洞鄂园、利济路电厂及江夏民居之类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相继被拆。
“这些优秀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其实是展现汉派文化的符号。它们的消失，说明我们城市的历史文化家底在迅速消失，民族的记忆在现代工业和商业文明的冲击下正被逐渐淡忘。”董玉梅痛心地说。
武汉到底有多少老房子被拆？
这个问题无人回答，因为没有人来对此进行过盘点。
罗时汉是国家二级作家，2004年，他看到白沙洲卢家老宅被拆，据此写了一本关于城市拆迁之痛的长篇小说《白沙洲芦家》。他邀请刘谦定把武汉三镇近30年被拆毁和被易动以及被拆除后再仿造的历史建筑进行了整理。
2006年春节，刘谦定没有做其他事，专心在家里翻史料，结合他平时随手记下的资料。2006年2月21日，他从中筛选出100处，附在罗时汉的书后。刘谦定说：“这100处也是给人留点记忆，以便后人在研究我们的城市文化时，可管窥当代人是怎样对待历史建筑的。”
“也正是这100处城市拆毁备忘录让我的书更有说服力。”罗时汉说，100处被拆的老房子中，76处是“拆除消失的历史建筑”；有10处是市级优秀历史建筑，如叶挺24师师部旧址、革命先烈施洋故居、革命先烈项英故居、俄国领事馆官邸旧址等；有6处是“被易动原址的历史建筑”；还有18处为“夷平再建的历史建筑”。
再建的历史建筑，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中苏友好宫。1956年，由原苏联援建的中苏友好宫(武汉展览馆前身)在汉建成，武汉同北京、上海、广州并为四大会展中心城市，撑起中国会展业的天空。1995年的一天，原中苏友好宫被实施爆破。伴随着爆破弥漫起的浓厚灰尘，武汉会展业也进入了“冰川时代”。全国共有4个苏联展览馆，至今北京、上海、广州的展馆都还在，唯独武汉的展览馆没有了。
“改革开发以来只重经济，文化谈得少了，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让历史文化在这个城市中渐渐少了。”刘谦定说。
仅存“四塔二桥一牌坊”
100处城市拆毁备忘录还只是刘谦定挑选的一部分，那么，武汉现存的建筑还有多少，根据1861年汉口开埠，刘谦定把在此前的建筑称为“古建筑”。他说，武汉城区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地面古建筑只剩下“四塔二桥一牌坊”。
四塔之一即是洪山无影塔，建于1270年，南宋咸淳六年，原址在省军区大院，在文革期间，因“破四旧”此塔未能幸免，后被移到武昌洪山公园内。“这是武汉市最早的古建筑，现在的塔不是‘原址原味’。”刘说。
洪山宝塔是在四塔中唯一的原址，1290年建成，但是在太平天国时，曾被一把大火烧过，外面的木质外观已经被烧光，但是里面的石台阶没被烧坏，同治年间重修。现在是省级保护单位。
黄鹤楼内的胜像宝塔，百姓称为“孔明灯”， 元代威顺太子墓，原来和古黄鹤楼配套，后来从江边搬到了现在的地方，曾经也被打碎过。
汉阳公园的石榴花宝塔，建于明朝，是民间的简易塔，原址在钟家村，后搬到汉阳公园里面。
“原来桥很多，现在从地名上面就可以看出。”刘谦定说，虽然已经没有桥存在了，就仅仅在武昌地区以“桥”命名的地名，如积玉桥、王惠桥、安家桥、得胜桥、丁字桥、清风桥等等就有很多，但是现在剩下的古桥只有武昌白洋桥，汉口保寿桥。
白洋桥是青山区的一座石桥，此桥是当地的“地脉”，所以村民自发给予保护。但是相比之下，保寿桥却没有如此“好命”，此桥是1940年后清代道光年间建的，在汉正街的药帮巷，现在桥下没有水，没有桥身，只有3个字“保寿桥”，现在桥身变成了小贩卖裤子的地方。
“牌坊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标志，是一种路标，但是现存的只有汉阳共勉街石牌坊。”刘惋惜地说，就在几年前，因为那里小区建房，被从原址搬了几十米的距离。对比北京天津，武汉的城郊古建筑也不多，江夏金口有明代的泊岸，是纤夫的纤道。黄陂木兰山如木兰将军的牌坊是古代的，其他都是近代的。新洲的问津书院也是近代的建筑，江夏龙泉山楚王寝是明代建筑。
1861年至1919年被化为近代建筑，“武汉市现在的主打牌就是近代建筑，但也是屈指可数。”刘掰着手指算着，如晴台的高山流水、长春观、汉口的德国领事馆等。而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建筑，1949年至1969年是当代建筑。
房子是不可移动的文物
在国务院批准的99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武汉市是在1986年12月8日第二批获选的。
据介绍，在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方面，武汉因地面古建筑较少而推迟入选。“所以我们不能沾沾自喜，更要珍惜现存的老建筑。”
刘谦定说，入选99个城市中的2/3，都在陆续打造有历史文化的名街区、名镇、名村，武汉近年也开始着手打造。
经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批准，黄陂区木兰乡大余湾村在2005年被授予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大余湾是省文物保护单位，其村落始建于明末清初，全村现存50多户，石屋石砌，雕梁画栋，属典型的明清风水建筑格局。据村谱记载，该村先祖曾有过“一门三太守，五代四尚书”的辉煌历史。该村的雕匠、画匠、石匠、木匠均远近闻名。而最为有名的是窑匠，曾有“十汉四窑匠”之说。大余湾村是古人遗存的恬静、淡泊的田园，村民至今仍然保持着旧时的民俗民风。
1997年1月28日中山舰打捞出水后，其陈列选址一直争议不断，近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宣布：年内，中山舰博物馆将在江夏区金口街金鸡湖动工。金口镇也在名镇的称号中包装打造。
昙华林街区，2005年至2020年纳入到武汉市文化发展规划中，第一期已经投资4000万元。在2005年武汉市颁布的16处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中，15处都在昙华林。现在这条老街区在2005年至2020年被纳入武汉市文化发展规划中，第一期工程武汉市将投入4000万元进行改造。除对有历史价值的建筑、街巷等予以保留外，武昌昙华林路正街作为核心保护区，基本上不允许随意拆除或新建建筑。
房子是不可移动的文物，因为不能移动，受大水、火灾、受潮等因素影响，所以难以保存。“有的人认为百年老房子是绊脚石，其实它浑身上下都是宝贝，它是历史信息的载体，是一本丰厚的历史古书，就像红楼梦一样，看它的人都有不同的解读。”刘谦定说，正是因为建筑难以保存，国际教科文组织规定50年以上的老房子就是“历史建筑”。
而对于老建筑维修，多位专家表示，要使其延年益寿，不能让其“返老还童”。
没有历史文化城市是可悲的
“武汉8000平方公里的版图，30年时间新建筑就占了90％，老城区还有多少老房子？”拿着一张武汉地图，84岁的华中科技大学著名建筑学家张良皋忧心忡忡。在他看来，目前武汉的老房子范围已微乎其微，几十年的建设，新房子的范围早已是老城区的几十倍了。
老房子的存在是否就阻碍了城市的发展？
“武汉蓝湾俊园”楼盘在保护历史建筑和发展现代住房的过程中，使整个楼盘得到升值。始建于1919年的商办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李子云先生创办的纺织厂，代表近现代风格，当时动工时发现此地有历史建筑，开发商将有限公司的办公楼整修成为小区会所，后来升级为市级文物保护建筑，楼盘的文化品位顿时提升。
国内天津、安徽、西安等地在老房子的保护上就有值得武汉学习借鉴之处。上海的苏州河畔新天地，把历史厂房，一些老的仓库，赋予现代的开发理念，集休闲、娱乐、餐饮、购物于一身的“时尚沸点”发展，成为一种经典。
张良皋到过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的多个国家，他说国外很多房子都不如中国，但是人家重视文化，尊重历史，“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可悲的。”在欧洲，很多老城就放在一边，在另外一边开发新城，老城已经有自己一套完整的供应系统，老城和新城只要用交通进行连接就可以。
英国、法国、意大利对老房子的保护非常好，英国的考文垂全城曾被纳粹德国空袭夷为平地，包括著名的考文垂大教堂也只剩一座钟塔和几片残墙，但英国人保留了遗址，将钟塔和残墙纳入新教堂结构图，此举不仅载入旅游目录，也载入建筑史册。在巴黎很多老房子都不通电，晚上都使用蜡烛，保持原来的风貌。
“‘旧城改造’如果改为‘老城完善’，我们的老城，包括老宅，所受到的待遇可能要温和一些。”张良皋说，老宅老城同时纳入新规划，就会提高新宅新城的品味，提高其宜居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