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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多的高楼预示着越来越多的渔民向市民转化。 王军
聚焦理由
在历史遗留的现状下，变为城市居民，拥有城市户口，曾经是无数农民和渔民的梦想。
然而当这个梦想成真的那一刻，农民和渔民们猛然发现，自己失去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立命的本钱没了，剩下的仿佛只是一个象征城市居民的本本和一套房屋。
依靠土地生存的自然生物链式的消费关系突然断裂了，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交往转变为业缘、通讯为主的人际交往，履历中频频出现的文盲、小学、初中要面对电脑操盘的现代化工业……农民和渔民们无所适从了。
事实上，农民市民化是我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农民渔民向市民转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解决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又要解决提高素质和社会权利问题，还要解决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等诸多问题。
一个个已发生的事件形成了一种社会发展的现象———晚饭还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抓些青菜下饭的农民，第二天一大早，菜地被围墙围住，原因简单极了———土地被征用。这里大企业开始进入，大项目开始启动。
“让现代工业进入乡村田野，推动社会发展。”这是全国、我省、洋浦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种通行做法。在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过程，促成传统农村向城市的转化，以实现社会变迁过程，促进社会发展。
大工业最初开始吸食着田野的养分发育成长时，似乎远离了曾生长在这里的农民。洋浦开发区在开发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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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新都区失去土地的农民到干冲码头打零工。王军
“户籍市民”的阵痛
一项调查显示：10多年前，洋浦在全区30平方公里内仓促进行整体征用，全员搬迁工作，打破了洋浦百姓平静的渔农生活，而后又长期开而不发，群众的就业生活状况遇到很大问题。
林树昌，洋浦经济开发区新都区新都居委会居民。1995年11月20日，他带着老婆符二英离开了三都镇新都村委会林宅村，搬进了开发区为其兴建的新都安置区。从他出生那天起，他的父母就在自家11亩耕地里劳作着。11亩地让他们过着“每天能吃饱”的生活。成人后，他娶了符二英。此后，林氏夫妇像众多没有计划生育意识的人一样有了四女一儿。
1992年8月18日，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正式签订《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次性出让区内27.353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权70年。2年3个月后，林树昌领着一家七口离开了林宅村。他揣着11000块钱，住进了新房。那年被征地的补助标准是每亩地2000多元，其中1000元发到村民手中，另1000元由当地政府组织为村民盖新居。
林树昌一下子成了一个有城镇户口有大房子的“穷人”。穷的标准是：他为家里每天至少要吃的5斤米，每年要交的二个女儿800多块的学费发愁。离开土地时发给的一万多块钱，林树昌不敢用。他想拿着这些钱开个早餐点，又想买辆风彩车。就在他还没想好时，村里一下子有20多个人开了早餐点，15个人买了风彩车。这些钱是他们家的“保命钱”。
符二英知道发愁是没有用的，为了能让全家人吃上饭，她每天清晨出现在村头。村里道路两旁的野笋加上小咸鱼是他们家的下饭菜，地瓜加大米是他们一家的主粮。
与林树昌一样，从那年开始，新都村的2021个村民离开了10个村落的2万多亩土地。在洋浦出让的27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陆续出现了15518名失耕、失渔的群众。
那时，卖大米的吴爱花几乎成了三都镇上最受人们尊重的人。没钱买大米的人要在她开的米店先拿米，后付钱。她说，新都有上千人吃过她赊出的米。开始赊米的人少时，她还会在纸上记着账，后来人多了，她也记不过来了。如今说起这个事，她记得比出嫁那天的事还清楚。她说，每次进40袋2000斤的米，至少有30袋得不到现钱。不过，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斤米是得不到钱的。新都人只要一有钱，第一件事就会先还米钱！
林树高，新都小学的教师。从1993年下半年起，他也成了村里最受尊敬的人之一。学生家长交不起学费，学校收不到钱无法支撑。校方规定：老师要替无法交费的学生担保。最困难的时候，他替18个学生担保学费。
那时，凡是能让群众吃上饭、孩子能上学、老人能治病的人，都是洋浦备受尊敬的人。
大工业的到来带来的是商品经济时代的社会丰富性，这些丰富性首先是以贫富差距表现出来，尽管差距是社会人生竞争的必然结果，但是到了有相当一部分人为生计发愁时，社会便会淤积问题。
为生计发愁的新都人在奋力消除自身的贫困，奋斗的目标对于强壮劳动力和受过良好教育并有一定社交能力的村民来说，是能多挣一些钱。而对于像符二英这样小学还没毕业，那大镇都没去过几次，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人来说，就是能让自己吃饱，让家人吃饱。
那时，符二英除了到地里找野菜，还先后去干过打一天石头得10元钱的工；她也跑到儋州木棠干过收一天甘蔗得7元钱的活；她还到了早餐点上，在干工没得到钱的情况下给小孩挣了些吃的回来。而对于没了劳动能力的人来说，生活则处在了“6小时比一天的时间还长”的状况下。今年48岁的陈二月就是这样，她双手残疾，嫁给了比她大近30岁的陈赞贤，在没有地之后，家里一时间到了没有菜吃的程度。
尽管，农民变市民需要漫长的过程，但从开始转化之初，吃饭会成问题，这是新都人、洋浦失地农民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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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的羊昌洋每月要给新都人发放11万公斤大米。王军
开发区的“偿民课”
据《2005年中国就业报告》分析：全国各地对失地农民普遍采取的是一次性货币安置的方式。超过半数的失地农民将领到的土地安置补偿费用来补贴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而真正将这笔钱用来发展和投资从事个体经营的只占一成。按各地通行的补偿标准，推算被征地村民征地款的人均生活消费平均支出，他们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基本生活；如果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他们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
一位从在洋浦开发区工作之日起就关心着群众生计问题的开发区行政管理者说：从1995年至2004年，洋浦至少有30%的失地失渔群众为一日三餐、孩子上学的等生计问题发愁！谈起贫困失地失渔群众当时的具体生活现状，他只说了“看不下去”4个字。
2004年开年后，程颐的“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常会出现在洋浦管理者关于失地农民的反思问题文章里。开发区的管理者们一次次地明确着形成了这样的理念：“以民为本，为民谋利要运用一种合适的载体去落实、去实现!”“政府与人民从中枢神经到未稍神经都充分对接，形成人民健康，国家强壮的社会局面。”洋浦4万多表面已是居民的群众，要想完成从农民向居民的转化，必须首先面对吃饭等生计问题。
当年开始，洋浦开发区一大批专门为失地农民失海渔民制定“偿民政策”出台。
一份全国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报告显示：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以后，在身份上成了市民，但农民的角色内涵没有转型，土地被征没有因此而让农民过上城市文明生活，从而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必须在实现农村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时，稳步推动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以共同促进城乡一体的发展，这是必须补上的一课。
2005年4月21日，开发区对1992年被征用土地普查登记在册的区内持有常住户口的居民子女，且年满7周岁至未满18周岁的适龄儿童、青少年，全免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收费；
2006年5月19日，“扶持居民发展生产，解决就业实施方案”出台，100万元用于扶持区内家禽养殖户，200万元用于居民小额贷款贴息；
2005年6月9日，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会议通过《失耕失渔居民基本生活保障暂行办法》，办法旨在解决洋浦经济开发区困难居民基本生活保障求助体系。对已搬迁、未搬迁但原耕地基本已被工业项目及其他建设项目使用的失耕农民、未搬迁已弃渔转业的失渔渔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办法对基本生活保障对象即1992年普查登记确认的本开发区被征用土地居民，已搬迁的每人每月发放25斤米、未搬迁的每人每月18斤大米。同日，年龄达到55周岁的女性和60周岁以上的男性，按标准每月补助100至260元；
当年8月3日，开发区“大学生助学工程实施办法”出台。办法规定：本科生每学年可获2500元、专科生1500元的助学金；
2006年1月1日，100%覆盖洋浦新型失地居民的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实施。
这些被当地群众称为“民心工程”的政策，从2004年下半年陆续生效，为此开发区每年拿出4000多万元实施了17项民生工程。
自此，区内5828名困难群众有了最低生活保障。其中15518名已搬迁失耕失渔居民按月领取大米；3554名老龄居民平均每人每月领取160元基本生活保障款；9162名被征地子女开始免费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一份《洋浦经济开发区工作汇报》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组数据：200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74亿元、税收总额9.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5.01亿元。对此，开发区的管理者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保障。问题的关健是，洋浦经过多年的探寻，终于找到了“以民为本、为民谋利”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失地群众实现从农民向居民转化过程中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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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3亿元的洋浦导峰制衣厂50%员工都是洋浦农民。王军
新都人的“居民感”
对眼下的生活，新都人有了点不用种地后，凭户口、去上班领钱、领工资的“居民感”。
今年71岁的羊昌洋在新都居委会是个知名度极高的人物。他是新都卖大米的商贩，现在得到“粮补”的新都人每个月要从他的粮店里领米。现在他每个月要发11万公斤大米。
2006年11月20日，新都居委会的493个居民从他这里领取了32775斤大米；
2006年8月25日，新都居委会的75户从居委会领取了2006年下半年的补助金103440元。
2006年，新都1140个适龄劳动力中只有77人未就业。
符二英渐渐远去了她每天要捡野菜的生活。他们一家7口人，全家每月可得150斤大米。5个孩子中二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免除学费，一个已到厂里上班的女儿，让全家有了零花钱；
1946年出生的唐焕启，从他60岁生日的那天起，每月有了160元的“老保”，而小他3岁的老伴吴尾英，从“洋浦有了政策”每月就有钱了。十多年前，学开车的儿子唐勇平每月从洋浦公交公司和儿媳在炼油厂食堂挣着工资。老两口也能像城里人一样想着“要不要早晨去打拳”的事。
2006年12月21日，村民正在过着“原来村里的节”。陈赞贤在地下砍着羊肉，陈二月正在做菜。她享受着每月210元的低保，而她的老公享受着160元的老保。在新都，15%的人享受老保，10%的人享受低保。这一天，他们都在过节，都在吃着好吃的东西。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2005年中国就业报告》认为：我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的设计思路和补偿标准，不足以预防失地农民的贫困。大量的实证调查揭示，纯粹的经济补偿关系和低标准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农民失地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记者在采访就业报告作者之一、社会学专家王本目时，他对洋浦“偿民”做法、“民心工程”的评价是：面对数以万计农民转市民的重大社会工程，解决其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是最迫切、最理性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而“两民”转化问题的专家，面对类似新都人的“居民感”又指出：目前，全国还没有一套符合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发展方向的指标体系。如此说来，新都人的“居民感”是否理性目前还不能认定。如果要设计一套符合城市化和市民化发展方向的指标体系，以此来作为新都农民市民化的目标要依据科学性、适应性、系统性、可行性、可比性和计量化原则，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农民变为市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解决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问题，又要解决提高素质、社会权利的问题，还要解决提高生产生活质量和社会普遍参与的问题。对于这些，洋浦的做法首先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可能也是会被忽视的吃饱饭、孩子能上学，老人养老等问题。在就业、在解决素质、观念、行为和社会权利、社会参与方面他们都做了和正在做些什么呢？
请继续关注海南日报明日焦点报道:洋浦新都失地失渔村民调查（下）。
相关链接
兰州：村民变居民可享低保
兰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去年下发《关于建立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方案》，并正式实施。
村民变居民可享受低保
根据《方案》，在城中村改造中，被征地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后，依照有关规定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劳动年龄段以上被征地农民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和住院及大额医疗保险制度；对被征地时未达到劳动年龄段的人员到达就业年龄后，即作为新生劳动力，参加相关的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每人每年60元
根据《方案》，被征地农民住院医疗保险费和大额医疗保险费，由征地单位根据征地农民所处的年龄段，按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5％和每人每年60元的标准，一次性缴纳相应的住院医疗保险费和大额医疗保险费。之后，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被征地农民不再缴纳住院医疗保险费，按规定继续缴纳大额医疗保险费，即可享受兰州市退休人员住院和大额医疗保险待遇。
（据西部商报）
浙江：四种模式解决农民失地问题
土地换社保：推进城乡一体化
从1993年起，浙江各地先后采取“以土地换保障”的做法，给农民买保险。实行这一新办法后，不再向被征地的村集体及农民直接支付安置补助费，而是由政府按照统一进入社会保障的办法，将费用划入劳动部门“社保”专户，统一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险统筹和生活补助。
劳动技能培训：使农民变工人
针对农民工转型再就业面临的技能低下的问题，金华市结合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启动了“5年5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程”，初步形成了“多轮驱动、定向培训、政府埋单”的被征地农民就业技能培训模式。多轮驱动就是以职校、技校、社会办学力量和部门培训机构为依托；定向培训就是根据企业用工需要，组织被征地农民进行定向定专业培训；政府埋单就是被征地农民技能培训经费由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社区股份合作社：变农民为股东
为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让农民能致富，浙江还创新了一种新模式：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2001年9月，浙江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通知》规定：“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可以按批准征用土地面积的10%～15%作为安置人员留用地，用于发展二、三产业。” 正是由于这个政策，浙江不少村组织纷纷建立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用征地得来的补偿费建村居、办市场、造饭店、兴企业，使农民获得合作社的股份。
土地平整置换：加速农田经营规模化
土地平整主要是针对工业用地与农民用地的紧张状况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因工业发展，占用农民土地，则必须将以前无法耕作的土地进行平整。然后，按新增耕地的60%折抵工业建设用地指标。这样失地农民就可以获得新的土地。2003年，浙江依照此法获得折抵指标31.2万亩，这意味着浙江新增耕地52万亩。 （傅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