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注目的杀人狂邱兴华，终于在“死刑核准权”收归国家高法前夕（2007年1月1日），于2006年12月28日被“陕西高法二审审判与死刑复核合并进行”盖棺斩立决。然而，因邱兴华一审死刑判决后的上诉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理由，最终以二审“不予采纳”的刑事审判程序遭到社会质疑而引发的“程序正义”的争论，就使得原本看来尘埃落定的邱兴华杀人案件，蒙上了一层与“程序正义”有关的争论不歇的司法阴影。
“实体正义”并不一定说明“程序正义”，只有“程序正义”才能保证“实体正义”。盖棺斩立决，程序难定论，这种现象并不是我国司法界的个案，过去类似的司法现象早已留有不少沉痛的教训。今天由邱案再次引发的有关“程序正义”的争论，已经超出了邱案死刑斩立决的“实体正义”意义，更多的是一种公民社会的法制觉醒，也是一种社会的法制进步。因此，有关在邱案“程序正义”上的感性理解与理性判断，事实上就成了一次典型的普法教育，而不是某种话语权认为的无病呻吟。
杀人狂邱兴华在“实体正义”中也许死有余辜，但是，在一个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对于司法审判来说，“实体正义”就必须要在“程序正义”完成后才能尘埃落定，而不能简单地重复“杀人偿命”的古老观念。换言之，邱兴华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上诉理由，因当属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论什么情况下，司法审理理当“有求必应”，而不应该在没有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程序正义”前提下，作出“精神病证据不足，不予采纳”的无科学结论。这种“程序正义”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中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据有关媒体报道：“精神病证据不足，不予采纳”的法庭理由是“有关辩护律师提出邱兴华‘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两份证据来源不合法，与公安机关依法取得的相关证据相互矛盾，缺乏客观真实性，故不予采纳”。其实，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辩护律师提供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证据是由村委会主人、书记，以及13名村民联名的证明材料，即便是由邱兴华的妻子要求收集的证据，又哪一点“来源不合法”呢？难道是邱妻行贿收买得来的证据？我们并没有看到“来源不合法”的报道。反之要问，公安机关取得的证据就一定合法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邱案中的辩护律师、村委会主人、书记以及13名村民才是真正的“精神病”，这岂不显得更加荒唐可笑？！难道法院就连“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程序正义”这种过场都不走一下吗？由此只能怀疑，邱案斩立决回避“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程序正义”的原因，是在“实体正义”名义下因某种“需要”而“事先”设定的“应景判决”。
再看“陕西高法二审审判与死刑复核合并进行”的盖棺斩立决，更让人觉得死刑复核程序失去了意义。有关死刑复核程序是这样解释的：“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为确保死刑案件的公正和慎重，是在经过两审程序审理之外，专门针对死刑案件规定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按照这一规定，邱案在“陕西高法二审审判与死刑复核合并进行”的盖棺斩立决，显然违背了“两审程序审理之外”的规定，并没有为死刑复核留下“审理之外”的“复核空间和时间”，并急急忙忙剥夺了案犯邱兴华应当享受的“特殊救济程序”的“程序正义”下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事实上是一次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更何况古代还有“秋后问斩”的复核传统，难道今人还不如古人更懂人权吗？尽管这种“程序正义”并不一定会免除邱犯的死有余辜，但是，“陕西高法二审审判与死刑复核合并进行”的盖棺斩立决，的确值得反省和思考，尤其死刑复核权在即将被收归国家高法的前夕，“合并进行”的盖棺斩立决举动，不得不让人怀疑“实体正义”的正义性。这一点再次证明邱案是属于在“实体正义”名义下因某种需要而设定的“应景判决”。
一个成功的判例是应当经得起任何人质疑和时间检验的。在法制社会中，要求社会对司法的基本尊重，就首先需要司法本身去努力。就像一个医术再高明的医生，他也不可能给自己做“开颅”手术一样。我们能够理解我国的司法制度并不健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问题是，有关健全司法制度的“开颅”手术，恐怕依靠司法本身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那么，社会对邱案引发的“程序正义”之争，也就显得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了。虽然邱案已经在“实体正义”的名义下盖棺斩立决，但是必须看到，邱案斩立决引发的“程序正义”之争，却并不会结束。为此，愚下在此既要向审理邱案的法官们坚持“实体正义”的胆识表示国情之下的感性理解，又要向那些勇于追求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致以理性判断的崇高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