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今天发表社论说，“公务机要费”案今日第二次开庭，吴淑珍是否出庭倍受瞩目，但“宪法”第五十二条“总统刑事豁免权”的争议仍是焦点。
社论指出，其实，陈水扁并未被“起诉”，亦即已被“豁免”；全案侦查终结，将陈水扁的部分留待其离任后方予追诉。现在应讨论的是，检察官在当前已起诉的吴淑珍等被告受审时，若使用陈水扁之前自愿接受调查时而取得的证据如笔录等，是否发生证据能力的问题。
社论说，若检察官使用了陈水扁受调查而得的笔录等证据，但律师团坚持此类证据为“违宪”，此时就应由律师团向法院表示“争执相关证据的证据能力”。此际，可由法官决定是否接受其“违宪”主张。
如法院不接受律师团的“违宪”主张，认定陈水扁笔录有证据能力，则检察官当然可以引用陈水扁就本案的证词。反之，法官若接受“违宪”主张，即认为陈水扁笔录等相关证据是“违宪”获取，不具证据能力；则检察官若仍然想要陈水扁的证词，就只有请求法院传唤陈水扁出庭作证。这样一来，问题就会转变成陈水扁在职期间是否应出庭作证的争议。
社论还指出，本案在现阶段所涉“总统刑事豁免权”之争议，应在审判程序论及证据能力时由法官裁决。法官可接受，或不接受。至于民进党“立院”党团连署声请“释宪”，因与“立法院”行使职权无关，都只是骚扰审判程序的政治动作。
至于民进党团和律师团提出的本案实体部分的“违宪”见解，概括言之，就是将陈水扁的行为说成是“统治行为”，而称统治行为既不受司法审查，检察官亦不可加以侦查。然而，所谓“统治行为”有一定的意义，例如“总统”任命“行政院长”即属“统治行为”；但陈水扁和吴淑珍涉嫌以假发票诈领“公务机要费”，经查所谓“秘密外交”又“纯属虚构”，是为犯罪行为，并非“统治行为”。其实，“宪法”第五十二条处理的正是“总统”的犯罪行为，而非“统治行为”；因此，本案既是一件涉及犯罪行为的贪渎案，却以“统治行为”当成声请“释宪”之理由，根本文不对题。（编辑 驿雨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