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2月16日上午，在河南商报“影像河南，影响中国”的论坛现场，记者见到了贺延光。
他有着棱角分明的面孔，一看就是那种洋溢着英气和正气的硬汉子。
然而他的眼睛是温柔甚至带着忧伤的。就是这双眼睛，捕捉到了历史灵光乍现的一瞬，也成就了照片背后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天安门事件后第一次感觉到摄影的力量
1966年的时候，贺延光初中毕业，也就在那一年，一场十年的浩劫开始了。贺延光当红卫兵，走南闯北地大串联；做知青，上山下乡插队。可以说，那个年代的热闹事，贺延光都赶上了。那时候有照相机的家庭实在太少，但贺延光家里有一台，是那种老式的130相机。可贺延光不会摄影，很长一段时间，相机在他手里就像个玩具。即使后来插队，到了白山黑水的黑龙江，他也只是为战友留个影。若干年后，贺延光想起这段时间，越想越后悔。因为很多事情一去就再难返回，当时你没有拍到，现在再想拍，已经不可能了。
1976年1月9日，贺延光骑车在路上，听到街上的大喇叭播发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满街的哀乐声，贺延光当时就掉泪了，那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甚至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广播里关于总理的评价，只提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并没有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是那个时代人们心中最崇高的评价。
那一年贺延光25岁，是当时崇文区工业局最年轻的党委委员，是很被看好的“三结合”重点培养对象。但贺延光跟许多正直的民众一样，选择了一种最激烈的表达方式，对他而言，这种选择是性格的必然。他和80多个同事上街买花和松枝，扎好花圈，4月1日上午，他们抬着花圈，经过半个多小时，才靠近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纪念碑。贺延光回忆说：“你无法想象，那一天的天安门广场是怎样的情景，到处是人，是花圈、黑纱和挽幛。当我们开始唱《国际歌》的时候，人群里有多少声音在跟我们一起唱。”
就在那种激愤的情绪中，贺延光突然想起拍照片了。他拿着家里的相机，又跑去找朋友借了一台，一共拍了两卷。拍完了没地方冲，只有自己冲洗。他偷偷地把胶卷包起来，埋在地下，用蜡包起来。
激愤给贺延光带来了7个月的牢狱之灾。两年后，天安门事件平反。被抓的几百人中，贺延光是被平反的第一人。他把大家的照片收集起来，自己编辑出版画册，办展览。当汹涌的人流涌进会场的时候，贺延光真的没想到，这些业余摄影者的照片能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平生第一次，他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
真实的照片让我听到了历史的足音
1981年，贺延光进入刚刚复刊的《北京青年报》，当了一名摄影记者。但真正到了这个位置上，贺延光突然心虚了。那时候的他，一点也不了解摄影。光圈、光系等专业理论，他更是陌生。贺延光压力很大，幸亏那时候会照相懂照相的人不多，这给了他一个缝隙，给了他一段快速进步的时间。
那几年，贺延光经常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去拜老师，还骑着自行车到人民大学听课。他往教室里一坐，就专心地听起课来，那么久的时间，竟没有人怀疑他是假学生，现在贺延光想起来还觉得匪夷所思。
除了听课，贺延光学摄影的途径还有一个，就是《人民画报》的封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沿袭了多年的照片都是一个模式的。但那个年代拍照片的模式就是这样，在文化宫听课的时候，曾经有一名记者，洋洋得意地给学员讲，他在黄浦江拍照片的时候，怎么调动千军万马，不是一条船，是很多船，开来开去，然后画出很多漂亮的线条来。当时贺延光想起了在干校的时候，《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那个记者要求几百个学员挑着担子，给地上粪，并要求走出“之”字形。一遍一遍地走，不行再来，大冷天，学员们没有一句怨言，都认为配合是应该的。
几年以后，贺延光在朋友家看到了一本画册，画册的名字是《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看到那些照片，贺延光突然呆住了。真的是呆住了，那些照片，不是报纸上常见的高、大、全，不是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但贺延光却突然从那些照片中看见了自己曾经亲历过的历史。
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北京街头。画面上没有一个人，只有弯弯曲曲的小路，路旁边是落光了叶子的树，每棵树上都钉着牌子，上面有毛主席头像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语录。这上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血雨腥风和惊涛骇浪，但所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就是那十年的真实写照。
还有一张，是一个小伙子骑着小车，那种很普通的平板车，在故宫兜售可口可乐。可能摄影者刚走到他跟前，小伙子举着可口可乐喊：喂！哥们来一瓶！照片的背景是金碧辉煌的故宫太和殿。这张照片没有标时间，但你能看到，世界名牌就这样走进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走进了刚刚打开窗户的中国。
还有那些学交谊舞的机关干部、那些戴着墨镜穿着喇叭裤的长发青年……看这些照片的时候，贺延光好像傻了。所有的人都身在其中，但是等你反应过来了，那一页已经过去了。是这真实的照片又让你听到了时光的足音。贺延光想，这才是真正的照片啊！
■商报记者焦素芳／文程实／图
棱角分明的面孔洋溢着硬气和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