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好！前任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郭文纬先生，给内地反贪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不论这些建设在现阶段是否“行”，但至少有“启智”的价值。郭先生的看法有：反贪的关键在于阻吓；内地应成立一个独立的廉政公署，将每一个地方负责反贪工作的纪委，全部收归中纪委；三管齐下——预防、教育和执法，惩处如果不严厉，预防教育无效果；可让传媒对一些贪污的案件多做一些报道，增加透明度，增加舆论的作用；等等。（12月4日《南都周刊》）
郭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阻吓”：“如果没有阻吓，这些贪污分子，或者是高级的贪官，他有权有利，你要做什么改革、做什么教育，都等于是浪费时间。”而如何做到有效“阻吓”，其实是个巨大的难题。这背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直接的“小原因”是“被抓机会小”和“被惩机会小”，间接“大原因”则是整个治理体制问题。
被抓机会是大是小，香港与内地相差甚大。在香港，对贪污是零容忍的。“无论你贪污的钱是少，还是多，我们都不能容忍的，都必须绳之于法。”郭先生说，“但是内地的观念不同，应该改一改。内地五千块以下不算贪污罪，五千块是一个行政处理。这样肯定没有阻吓作用。其实五千块不少的，它传递一个讯息，就是放纵贪污。”放纵贪污其实不仅仅在“小贪不算贪”，听听坊间戏言就知道，贪官被发现往往带有很多的“意外”和偶然性，比如拆房拆出来、小偷偷出来、骗子骗出来、情妇内讧讧出来、百姓上访访出来、民谣一唱唱出来、拔萝卜连带带出来……戏言当然以偏概全不太客观，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被抓机会小”。
不仅“被抓机会小”，抓了之后被严惩严处的机会也小。有的查清是职务犯罪，已够得上刑罚，但结果是过半“被判处缓刑”——没事了。《检察日报》报道：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年均缓刑率达51.5％。就算最为“不幸”，真的“进去”了，或可以保外就医，或可以减刑开释，或可以在里头过着特殊日子，依然潇洒舒服得很的，不在少数。
这些年来，有人建议给腐败贪官免于死刑，其实几乎已没有贪官被判处死刑了，大多都荣获了“死缓”。原本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皆找不出“死缓”这一刑名；“死缓”虽属于死刑，但与死刑有重要区别：死刑是“死”，死缓是“生”。那么我国刑法中的“死缓”是怎么来的？“死缓”其实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是建国初期实行“谨慎收缩方针”的结果，即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缓”。不知道今日巨贪是不是打心里无限感谢毛主席。
“阻吓”不仅在反贪腐中是个难题，在其他领域同样也是个难题。比如在安全事故中，此处出了煤矿、环保、医药的安全事件，对官员有了“处理”，但并没有对彼处有太大的“阻吓”作用，事故照样出来。你看看发生各种事件事故之后，不论死了多少人，官员一般也只获得一个“行政记过”之类鸡毛蒜皮的处分；就算某地有个倒霉鬼被撤了职，通常很快就会挪个位置照样做官。
所谓“杀一儆百”，实际上变成了杀一不能儆百，也不能儆千，更难以儆万，而且似乎儆十、儆一也不容易，因为基本形态是“杀鸡猴不看”。为什么杀鸡给猴看而猴不看，甚至“杀猴给鸡看”而“鸡”也不看？道理很简单，“杀鸡”“杀猴”是小概率事件，真正“中彩”的可能性甚小，甚至小到比买彩票中500万还小。想想吧，全国中彩500万元的情况，时常会出现的，但真正“杀鸡给猴看”的事件有几个？
郭文纬先生所说的“他们觉得有多大的机会被人抓”在这里有清楚的答案：官员们清晰地感觉到，无论是因失职还是因贪腐被抓的机会都并不大，被“杀”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许多“严肃处理”大抵是重重举起、轻轻放下，所谓“雷声大、雨点小”是也。官员在种种“博弈”中，其实总体上从来没有输过；这些年来，公务员淘汰率不过万分之三，这其中的官员们更是稳坐钓鱼台。
造成这样的情形，背后的“大原因”是整个治理体制问题。治理体制不改，官僚制就不会变；而官僚制中的官员们，从本质上说都属于利益共同体，大家都是“一家子”，最好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不会真正“上惩下”，极少真正“动真格”；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惩罚共同体中人，也就是惩罚自己。
只要治理体制不改、只要官僚制不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吓阻无效”的局面。通常我们说，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因为是“上面”提拔他；其实这话只说对了后一半。从本质上说，官僚制中的官员，是不会真的“对上负责”的，所以上面“三令五申”，下面照样“充耳不闻”。不贪不腐、廉洁自律，作为“纪律”也大抵是上面的要求，在廉洁自律方面官员会真的“对上负责”吗？真的对上负责，那应该顾及党纪国法的，可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官僚制中人，只是对自己的利益负责的，当上面的“要求”与他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一定会千方百计抛弃上面的要求、牺牲公众的利益，从而“保全自己”。
稿源：红网 作者：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