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张方作为一个特例来叙述他的故事，是因为他的头上曾经笼罩着炫目的光环，更受人关注，但也使外人很难一下子看清楚他，也很难一下子理解他的行为。
正因为有着这些光环，自然地，他就要担负更高的社会期望，承受更大的压力。按照一般的成长轨迹，张方从大学毕业就要继续深造，然后如常见的，在某个科研院所从事科研工作，或者在国外某大学做个教授，再不济，也是某个大公司的总工程师之类。说到底，这些标准无非是社会地位、金钱收入等指标。
从这个方面看，张方难说是个成功者。他的人生之路，不仅与大家的想法大相径庭，还难以说得出口。在一段日子里，他甚至是个没有户口的“黑人”，做过泥水匠、装潢工，卖过服装，即使在取得户口之后，也只能以做家教谋生。不管收入多少，其社会地位在某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看来也是极其不堪的。因此，他也自然地被看作少年大学生失败案例的典型。
但成败与否，对于个人来说，正如水里的鸭子，冷暖自知，别人本无法衡量判断。更何况，在一个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转型的社会里，一个人的成功，除了与个人的勤奋努力有关，还受到个人无法突破的体制因素的影响。
张方说：“我游离在这个体制之外，给工作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但我在失去体制保护的时候，也得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自己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乃至命运，在他看来是最成功的地方。外人认为艰辛无比的生活，在张方眼里，却是一种“诗意地栖居”。
我不知道，这是聊以自慰的阿Ｑ精神，还是一种风浪过后的平静心态。但张方能如此对待社会压力，本身就值得赞赏。
更何况，如果我们把这些光环拿掉，那么张方和我们这些按部就班接受教育的人没有本质区别。如张方所说，他也是个普通人，只是比一般大学生早上几年学而已。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张方，还是北大毕业的“卖肉”才子，只要他能在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能力，体现自己的价值，那么，他就不能说是失败的。如果一个人还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么他也不乏成功。
我想，一个和谐的环境，也应包含对个人成长的宽容和支持。
□本报记者 王伟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