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1978年
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代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鲜红的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农民按下手印的不长时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小岗村从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国“改革第一村”。
2006年
“目前，小岗村有108户人家，大约100多户都按了手印、签了名。”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大儿子严余山向记者透露。现在，小岗村农民再次效仿28年前，不过，这次按的不再是血手印，政治风险也不似当年。
这次，小岗村村民希望能把从省财政厅派到小岗村任村委书记的沈浩留下，虽然村民对沈浩要带领小岗村走“合作化”道路争议不断，但村民还是认为沈浩有想法、敢干；另外，作为省财政厅下派的干部，沈浩还不时能为小岗村争取些“扶持资金”。“他可是‘财神’，我们哪能放他走呢！”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外来者的变革 一次旅行带来的新思路
小岗村的10月是收获的季节，不时可以看见村里的柏油路边晒着的稻谷。“小岗村人现在虽然卖粮不愁，肚子饱了，可钱袋子仍是空的。”沈浩告诉记者。2003年，小岗村人均只有2300元，到2005年，人均才达到4000元。目前全村共有254个劳动力，外出打工84人，其中常年在外打工40多人。
2004年2月，沈浩被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到小岗村担任村支书。按规定，下派的时间为3年，这意味着明年他在小岗村的任职就将到期。当年，安徽省派出了2000名干部到“经济困难，组织薄弱”的乡村挂职，“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只是其中之一。上任不久的沈浩为寻求小岗村新的发展之路，带领村干部等13人进行了一次“红色之旅”，集中参观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即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他们的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在参观南街村之后，沈浩在南街村的档案馆留言簿上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找到理论依据 邓小平文选中的一段话
“当时想壮大集体经济、走合作化的道路，带领村民共同富裕。正好得知上海出台新政策，在上海进行畜牧业养殖将受到控制，我们想借此把小岗村建成商品猪生产基地。”沈浩一边说着，一边从书架上找出《邓小平文选（干部读本）》，翻开给记者看，只见书中用圆珠笔重重地划出邓小平在1985年所说的一段话：“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前进，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没想到的尴尬 合作养猪改革遭遇冷场
找到了理论依据，2005年3月，小岗村注册资金305万元，成立了股份制“小岗村发展合作社”，“但上面没批准，后来又更名为‘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2月，沈浩打算动员村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和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下称大龙）合作，其中，大龙持股份85％，小岗村村委持股10％，滁州市粮食局持股5％。不过，与20年多年前“大包干”的“一呼百应”截然相反的是，这次“合作”却遭遇冷场。村民们对合作养猪的前景没有抱太大希望，并不愿意以土地入股养猪。“合作”方案不得不进行调整。
最后，方案调整为将土地返租给合作社，租期暂定5年，租金为500元，5年后，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或者重订租金。但是，曾经因贫困而改革“敢为天下先”的小岗村，如今温饱无忧，似乎失去了当年破釜沉舟的勇气。村民们都要求一定要先拿到第一年的租金才愿意签订租地合同。
20年未富为什么？ 曾经的改革冲动屡屡受挫
小岗村在新时代似乎变得谨慎和保守了，其实，曾经是“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一直都有改革的冲动。
作为农村改革的开创者，改革后的第一年，即1979年，小岗村生产队粮食总产量由原来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一年的产量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粒粮食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这年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随后几年，小岗村的农业也都有比较快的发展。
随着乡镇企业在农村的遍地开花，小岗村也探索发展企业。严宏昌回忆说，1984年，严俊昌为队长，他就开始摸索搞企业，寻求致富的路子。当时他从温州买回几台塑料加工设备，准备20来户一起干，却被严俊昌制止，严宏昌就自己搞起来，“一个月就挣回成本，月收入近两万元。但是，不到半年，电力设施被切断。后来，他又做了一些企业，都被镇里拿走了”。由此，严俊昌与严宏昌这对堂兄弟也成了村里的对头。
1993年小岗村也曾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由严宏昌担任法人代表和总经理，以期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这个公司的运作下，引进了不少项目和资金，一些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有瓶盖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工艺被厂、食用油厂等等。
但这些企业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小岗本来就穷，那时的基础环境也不好，加上小岗村只有引进权，没有管理权、支配权，最后企业都破产了。”严宏昌告诉记者。
再后来，小岗村还养过鸭子、种过黑豆，但都没有使小岗村人真正富裕起来。
村民们怎么想？ 合作化付出成本似乎太大
记者在小岗村采访时发现，不少村民虽然希望能尽快富裕起来，但对将要走上的合作化道路仍充满疑虑。因为“大包干”的光环带给他们很多关注，也给他们带来了现实的好处，而“放弃土地”走合作化的道路，他们要付出的成本似乎太大了。
在小岗村，记者第一眼就看到费孝通题写的“凤阳县小岗村”几个大字，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延伸开来，两旁绿树如茵，一块石碑上题着“友谊大道”，这条大道正是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无偿援助小岗村100多万元所修建的。
头顶着“中国改革第一村”光环的小岗村这些年来所得到的馈赠远不止于此。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是省里出资建的；电话是由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的；2003年，村里家家户户都看上的25英寸大彩电，也来自长江村的馈赠。
“小岗村是农村‘大包干’的旗帜，我反对小岗村走合作化的道路，和大龙合作；如果他们破产，我们找谁去？那时水利灌溉系统也没了，恢复种粮很困难。”严宏昌忧虑地对记者表示。
而沈浩却认为，“依法进行土地流转，从事农业合作生产也是国家法律认可的。要共同富裕、抵御市场风险，就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
据严宏昌的大儿子严余山介绍，本来政府要给670万元扶持和大龙的养猪项目，但由于村民对大龙公司并不信任，该资金迟迟没有到位，“而大龙也没有资金投入，现在看来，村民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
今后该怎么走？ 新农村“试点”带来新机遇
小岗村和大龙合作养猪的事情虽然没有最后确定，小岗村致富的路径也仍然没有找到，但今年滁州市正式启动新农村建设，给小岗村带来了新的希望。因为小岗村被确定为凤阳县首批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之一，小岗又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
记者在小岗村看到，几栋新建的两层楼房正进入收尾阶段。沈浩介绍说，这是新农村建设的项目之一，村里每户补助2万元，村民自己拿4万元就可以住上150平方米的小洋楼。另一项目——村里的农贸市场也基本完工，村里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招商办公室。
“严余山还想把一系列节能产品引入小岗村，在小岗建立一个节能工业园。目前，这个项目也正在论证。”沈浩告诉记者。而落实这一系列项目、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民，沈浩强调，“要靠组织起来的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走新型合作化的道路。”
专家评说
不搞合作化只能兜圈子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认为，农民家庭土地承包制改革，其成功和伟大之处就在于充分尊重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生产关系特征。然而，在土地承包制使中国农民吃饱肚子之后，一个不断进行历史循环的古老问题又出现了。“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活动力量单薄，如果不进行规模化、组织化、合作化的经济活动，就只能在生活温饱和小有积蓄的环境里兜圈子，永远不可能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由此，经济组织化和经济合作化的问题，就又一次摆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农民面前。”
据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