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坤作品集有这么一个传奇人物，他叫李敦白。
他被毛泽东誉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被周恩来称为“坚强的国际民主斗士”。
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跻身高层核心圈的独一无二的“老外”。
他一生经历大起大落，曾两次蒙冤入狱，在囚牢度过了16年。
他出狱后，中外不少媒体采访他，当听到“天性坚强”、“性格刚强”的评说一之时，他总是要补充一句：“我的坚定、坚强出自对革命事业的信念！”
是啊！李敦白的补充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也着实反映了他的心路历程。
李敦白早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45年夏天，他随美军到达云南昆明，被分配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英文姓名是Sidney Rittenberg。到了中国以后，有一位朋友给他译成“李敦白”。前后两个字是中国“诗圣”李白的“白”，中间一个字的意思是“敦厚”的“敦”，不仅符合发音，而且完全“中国化”，熟人都叫他“老李”。李敦白本人也很喜欢这个名字，认为正表达了他的心志，做个敦厚老实、清清白白的人。1946年，李敦白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在延安的日子里，李敦白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并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成为了当时惟一的美裔共产党员。
1948年，李敦白的良师益友、著名记者斯特朗在苏联因涉嫌“间谍和损害苏联利益”被驱逐出境。苏联当局认为李敦白是斯特朗在世界上布置大范围“情报网”的成员，并通知中方，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就这样他于1949年入狱，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斯特朗平反后才被放出来。
李敦白出狱以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他恢复了党籍，并与同事王玉琳结了婚。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重任让其信念深化。他说：“翻译毛泽东著作，像似进了博士殿堂，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受益一辈子。”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在京的外国朋友，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当你在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轰炸了。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就让你走了。如果你留在延安，就不会当做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泽东又朝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里，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向他们当面道歉，承认了错误，使他们感到极大安慰。
“文革”开始后，李敦白激情澎湃，张贴大字报，誓与“造反派”并肩战斗。火辣辣的“革命造反”风格和无数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而“老外”的身份又让他成为了当时的风云人物。李敦白是“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更是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身份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当上“革委会”领导成员。然而1968年，红极一时的他却被当作“国际间谍”再一次被捕，开始了近十年的囚禁生活。
1980年李敦白和妻子回到了美国，“中国通”的身份和不同寻常的经历让他们在晚年找到了发挥余热的天地。作为中美贸易的咨询和顾问，他们正以新的方式，做着对中国有益的事情。耄耋之年仍不辞辛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心尽力。
读其一生，中外仁人志士，莫不称其人生“神奇异常”、赞其故事“堪称经典”。最令人感动的就是他的“毫发未损的赤子之心”。正是“革命事业的信念”让他性格刚强、坚定。所以，他常向世人解释，这刚强不完全是人之性格，而是信念之使然。从中了解了李敦白对他践行“信念”的演译。
其一，信念是坚定的支点。信念就是力量，也是一种生命力。信念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坚定、坚强。一位哲人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把人生比之为杠杆，信念则好像是它的“支点”，具备这个恰当的支点，才可能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人。孟子讲过：“人若无志，与禽兽同类。”立什么志？各人有异。李敦白立的是“投身中国革命事业”之志。他在回忆六十多年前的往事时说：“我当时就下了决心——要为修建美中伙伴关系的桥梁而努力一辈子。”这是他来中国之初立下的誓言。李敦白的家乡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他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革命者，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40年，21岁的李敦白应征入伍。按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脱离了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军队调他去学习日文。他想，将来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可能长期驻在那里。而中国是美国的盟国，胜利以后，自己可以很快回国，致力于建设美国的新社会，或为“架美中桥梁而尽力”。因此，他坚决要求去学习中文，最后获得了同意。李敦白被调到斯坦福大学去学习中文，当时的老师中包括张学良的女儿张闾瑛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中文，进一步给他输入智慧和信念，对中国着了迷。1945年夏天，李敦白随美军到达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被分配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干没几天，就深感这里有不少事情要靠国际援助。这位没有了党籍的美共党员，自然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并很快结识地下党员，还利用美军的身份，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做工作。
1945年11月，美军准备复员回国了。可是他改变初衷，想留在中国，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他的申请很快获得批准，被派到上海的美军司令部去工作。经昆明地下党的介绍，他和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不久又认识了宋庆龄、何香凝、陶行知等人。宋庆龄介绍他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当“观察员”，任务是把粮食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他非常高兴，从此脱离了美国军队。原先派他学日文，他改学中文，原想在中国服役一个时期即复员回国。“信念”又让他意识到，中国的革命事业需要他。当1946年春，宋庆龄建议他回国以前去拜访周恩来。于是，他从上海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周恩来向他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解放战争的发展前途，建议他到延安去参观，访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便回到美国以后，正确地宣传中国的情况。周恩来介绍他到北平，由叶剑英安排他去延安，这完全符合他的愿望。到了北平以后，由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叶剑英协助他先到张家口，再转往延安。他在张家口拜访了聂荣臻。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之前，聂荣臻派人护送他前往延安。经过一个半月的行军，他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安下心来，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成为当时惟一的美裔共产党员。李敦白立下了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充满激情，坚定不移，正如达·芬奇所言：“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就不应再动摇为之奋斗的决心。”
其二，信念依靠理论的武装。信念是什么东西？信念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说：“在理论的政治的认识上，站稳着脚步，才不至于随时为某些现象或谣言而动摇自己的革命信仰！”信念是心灵的良知，又是学习的积聚。李敦白是位好学者、博学者，他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他不仅熟读中国的古典文学，如《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等，还喜欢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以及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对于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更是刻苦攻读。当第一次入狱，陷于痛苦之时，他沉浸在学习中。从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开始，他说：“我从毛泽东的文字中看到一种追求真理，并用真理服务人类的强大力量。”在日复一日地躺在牢房里，害怕自己快要死去，害怕每一次呼吸都是最后的呼吸，有时甚至疑心自己已经死了。他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后，“得到了信心和力量”，“我尤其被毛泽东人定胜天的信仰所折服”，还说自己“成为毛泽东其人其文的忠实信徒”。在阅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特别认真，一则此书是他的好朋友梅益翻译的，二则书中为年轻革命者树立了好榜样。他说：“我读得非常仔细，试着模仿那个年轻的革命英雄──保尔·柯察金，试着强迫自己融入一个奉献的革命家形象中，让回顾过去生命时，不会后悔曾经浪费时间精力在无用自私的追求上。柯察金即便是在下身瘫痪后，仍找到幸福和生命的意义。我就不能这样考验自己吗？”这是坦诚的诉说！
当第二次入狱时，关在在一间冰冷的屋子里，“孤单单地被活埋似的”，当时的情绪极坏，怎么办？还是学习。用李敦白自己的话说，要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情绪。“我绝不自杀，绝不在绝望中崩溃，也绝不在任何时刻放弃对生存和胜利的争取。”他在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密切接触中感悟到共产党人忠诚事业的赤子之心以及荣辱不惊的高风亮节。他不断学习，不时地想着自己的信念：“我要致力追求人类的自由和幸福，从而获得个人的幸福。”“要为修建美中伙伴关系的桥梁而努力一辈子。”学习是个好办法，给信念注入“营养”，确实是法宝，他说：“学习后的刹那间，我的心境一下子由阴郁变为宁静，有了这种宁静，我从此不再惧怕他们的威胁。我明白这种邪恶不会长久，人们总有一天会摧毁它。”他说：“我的信念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每天早晨醒来，是它让我精神奕奕，学会苦中作乐。信念坚强无比。”此言正如《吕氏春秋》所说：“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
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是没有动摇信念。李敦白的中国太太王玉琳常用“痴迷”两字来形容她丈夫践行其信念的坚定。李敦白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反复讲述了自己的坚定信念。
在书中序言写道：“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的、实在的、幸福的道路。它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对于16年的监禁生活，他说：“那是因为对我背景来历不熟悉，误以为我是美国间谍，对我施行隔离反省。我认为尽管对我的怀疑是冤枉的，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应该经得起这种考验，我也终于渡过了难关，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无论是作为自己人还是作为囚徒，我都致力于领会中国人民的智慧，都得到了在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收获。”
在书中的末尾写道：
“恢复自由身后，我仍继续在狱中的痛苦反思过程：深刻检讨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我对自己的生活待遇并没有任何抱怨。”
“回首从前，我对在中国的日子并无悔恨，即使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狱中度过。因为在那时就像在今天一样──我一直被一种无法熄灭的欲望驱使着，要去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以及自由带来的馈赠与责任。”
这些不仅是宽宏、理解的说词，更是对中国事业充满信念的坦诚表白。
李敦白的故事不仅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变革的宝贵见证，也是对中国革命事业和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的励志教材。
作者：郭志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