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征
“对于那些仍在经济效益优先还是社会效应优先之间摇摆不定的当代作家们来说，还是应该认准‘赵树理方向’。”
这句话出自新华社9月28日一篇电讯，该文引用赵树理家乡山西沁水县一些官员的话说，现在的文学工作者只盯着城市，谁还愿意走几十里山路到农村基层体验生活，怎能为农民写出“小二黑”呢？即使写，也多是负面的，而看不到“农民亲手建设了小康生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然主力军”，总而言之，“在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感之间选择了前者”。
文学风气整体向下，批评作家“向钱看”是件方便且安全的事，但不妨温习一下赵树理在1970年去世前，说的一句话：“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可见，未必总是“不愿”，也可能是“不能”。
这几年也并非没有关注“小二黑”的作品，陈桂棣/春桃和阎连科等人都有佳作问世，前者走的也远不止“几十里山路”。可惜他们的书并不受某些人欢迎，大约如同新华社电讯所说，不够正面吧。于是就希望作家多写写农村的“真善美”，可赵树理1962年又说过了，《小二黑结婚》中没写党员，是因为他不想学苏联，不想去“套”。再说了，和那些“套”出来文学作品相比，农民兄弟也许更爱看《故事会》，起码，定价没那么高。
盯着城市也没什么不对。“小二黑”进了城，可能成了农民工，这上亿人里，故事可多了去了。当然，“小二黑”进城也可能是告状的，那就又成了另一个群体。赶紧打住，这个连记者都搞不掂，就别麻烦作家了。
最后顺便说一句，“赵树理方向”也是可以“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的：他建国后所写的长篇小说《三里湾》累计印刷近百万册，稿费万余元。赵树理拿出三千元交党费，又用三千元在无量大人胡同购置了一套附有小院的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