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文明素质
观察与思考
-朱建国
严谨、守则、认真的德国人
据说,严谨认真的德国人天生具有机械刻板的特性。到了慕尼黑后,我问小汪(一位中国小伙子,来自浙江杭州郊区 ,两年前到德国特里尔大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和谢咏雪女士(德籍华裔,来自中国上海,儿子在宁芬堡中学读八年级)对德 国人的印象,回答竟是惊人的一致:其他都好,就是太死板了。我还曾在“浪漫之路”上传统悠远、风光宜人的小城丁克尔斯 比尔以同样的问题询问陈伟喜先生(德籍华裔,原籍贵州,志愿德语翻译),陈老先生则十分欣赏这种“死板”,认为这才是 正常的为人之道。看来,认识德国人的“死板”也是很复杂的,主要取决于“人的理解”。
也许,由于行程太短,接触不深,我对德国人的“死板”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倒见证了他们的认真守则(你也可理解 为机械死板)、热心朴实。
说他们“认真守则”,我目睹过这样的场景。就在我和杨颖嘉老师(宁芬堡中学的外聘汉语教师IrmgardEn zinger)前往宁芬堡宫的路上,当我们横穿一条大马路时,我看见几位工人在马路上画斑马线。不小心油漆滴在外边, 这是二、三十米宽的马路,几点黄豆般大小的油漆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也不会影响使用效果,但那位“认真”的工人硬是跪 下去,用小刀将它刮得干干净净才罢手。杨老师看到我有点惊讶,便淡淡说道:“做事就该是这样的。”
在国内时,我看过一本书,叫《细节决定成败》,总以为该书立论有小题大做、吹毛求疵之嫌。在慕尼黑目睹了一幕 幕真实的细节,我开始倾向于认同此论了。
“认真守则”到一丝不苟,我想,这正是德国产品在整个世界享有高品质声誉的奥秘所在,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其 他不说,就看看许多人并不知道的巴伐利亚的路况吧。我们从慕尼黑出发,迂回曲折不下一千千米,所有的公路极少看到修修 补补的痕迹,更不用说是坑坑洼洼了。这些年德国很少大兴土木,这些公路,按库茨先生的说法,是30多年前慕尼黑奥运会 时—不少还是二战结束后修建的。在前往阿尔卑斯山的路上,乘休息之际,我下车仔细察看:路面显得陈旧,表面的沥青已磨 损,但密密麻麻的碎石子还是牢牢地粘合在下面的沥青上。说来汗颜,回国时,通往我们学校方向的、被称为杭州市最美的天 目山路景观大道刚竣工,仅一个星期后,我乘车返城,却见景观大道的几个路段正在“开堂剖肚”,而自那以后,竟不幸成了 景观大道的“常见景观”;而且更为不幸的是,坦率地说这也是我们这块土地的“常见景观”。
热心朴实的慕尼黑人
库茨先生,一位令人尊敬的虔诚的天主教徒,是我此行接触最多的慕尼黑人。库茨先生已62岁,体格强壮,精力充 沛,步行速度很快。我们不听课的日子,他开着辆半新的标致面包车,带着我们南下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北上巴伐利亚 “浪漫之路”上的小城丁克尔斯比尔、诺德林根,东进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西入德、奥、瑞(士)交界的博登湖,这几天,每 天行程少说也有四、五百千米。每当我们感谢他为我们付出的劳动,他总是报之以真诚的微笑:“没事,你们是我的朋友,和 你们在一起,我很愉快。”热心的库茨先生又很真诚。库茨先生的一次“变通”,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这次巴州之行的记忆 。
我钟爱古典音乐,心中最崇拜的外国音乐家是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听他们的作品已有25年的历史。在国内时我 时常情不自禁地哼他们作品的旋律,有时还童心大发地让学生欣赏。这次在德国,我的本性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每当我 自得其乐地哼着莫扎特的交响曲或歌剧旋律时,只要库茨先生在我身旁,总会和我一起哼哼哈哈的,有时还会给我打拍子。大 概由于我对德奥古典音乐的热爱感动了他,或者他对自己早先的祖国怀有深厚的情感(原籍奥地利维也纳,青年时入德国国籍 ),库茨先生又一次为我改变行程,在他的带领下,我终于实现了此次巴州之行的一个夙愿—参拜心中的圣地—莫扎特的故乡 、世界著名音乐之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在莫扎特的雕像前,库茨先生握着我的手,十分真诚地说道:“朱先生,你要好好地 学习英语,而我要好好地学习历史文化。”感动得我不知说什么好。
好一个善解人意的德国人—沃尔特·库茨先生!
奥特芬·凯伯(OttheinzKaab)。宁芬堡中学董事长,法学博士,巴州著名职业律师,有自己的事务所 ,同时还是慕尼黑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兼职法学教授。初一看,凯伯先生身材高大挺拔,西装革履、威仪堂堂,一副绅士派头 ,仿佛让人难以接近。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十分亲切随和的人。
确实,与他打交道的人,很容易被他身上那未泯的童心所感染。他每周都要到学校转悠,或是为了一本正经的董事会 事务,或纯粹是为了看看老师和学生,在校园里,甚至可以看到他与学生购肩搭背、“没大没小”的情景,宁芬堡中学的师生 很喜欢他们这位“年轻”的董事长。这让我想起了耶酥的训诫:“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你们决不能进天国。”“谁若 自谦自卑如这一个小孩,这人就是天国里最大的。”
凯伯先生在慕尼黑西郊的“水上城堡”招待我们。该城堡是巴伐利亚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哥特式建筑,初建于1100 年,是慕尼黑城的发祥地之一。晚宴被特意安排在一个建于13世纪的马厩内,长方形的餐桌中央摆放着一个七座烛台,每个 人面前再放置一个单座烛台,十几支蜡烛一齐点燃,虽没有电灯,室内却亮堂堂的。凯伯先生致辞说:“今天,我在这个非常 古老的地方宴请来自非常古老国家的客人,我们两所学校虽然远隔万里,但我们两所学校的人—孩子们、老师们有很多相似的 地方。我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在这儿就像在中国一样过得非常愉快。”所谓宴请,就是简简单单的三道菜,时间也不长,大约 60分钟—德国人没有在餐桌上浪费食物和时间的习惯。宴请结束时,大家齐声唱起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现 为欧盟盟歌)。亲历这简朴而感人的场景,我想是凯伯先生的善意和真诚将不同国籍的我们在这样融洽的气氛里连在了一起。
德国人的富裕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而慕尼黑又是德国最富裕的地方。可假如你到慕尼黑人的家中做客,而满脑子装 的又是当今浮华世界的时尚的话,那么,从他们家居装修和陈设中你可能一点也感觉不到他们的“富裕”,相反倒有点“寒酸 ”。
宴请结束后,我们应凯伯先生之邀到他家做客。那是慕尼黑市区典型的维护得很好的三层别墅,屋外是一个几亩地大 的花园,草坪、果树、蔬菜,当然还少不了健身设施。进得屋内,热情的凯伯先用自酿的山梨酒招待我们,那酒大约有50度 左右,存放在密封的陶瓮中,特别香醇。接着,凯伯引领我们参观一、二层全部16个房间。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4个特殊 房间,分别放置着园艺工具、酒类、工厂用具和洗衣用具。工厂用具房是儿孙们的劳动作坊,车工、钳工、电工、木工的基本 工具一应俱全、按类摆放,每个星期,儿孙们都会来此劳动锻炼,真让人惊讶!而洗衣房内除了洗衣机外,引人注目的是两个 很大的洗衣木盆和两块搓衣木板,凯伯先生指着这老旧的用具解释道,他夫人就是喜欢用这些东西洗衣服,因为这能将衣服洗 得更干净。这让我忆起儿时母亲洗衣服的情景。所有房间的墙面一律涂成白色,仔细一看,十分粗糙,像40年前我们江南城 镇用白石灰水刷过的普通民居一样。墙上除了一些画作(有些还是宁芬堡中学学生的作品),别无其他修饰。所有房间的家具 是清一色的原木板材,没刷一点油漆。过道上一律悬挂着大幅的风光照片,那是凯伯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拍摄的。一脸慈爱的女 主人指着墙上的照片对我们说,她先生痴迷于旅行摄影到了这样的程度:为了拍摄蓝须鲸浮出海面的照片,他在北极附近的冰 盖上呆了整整三天;而为了拍摄米诺斯王宫狮子门清晨第一缕太阳光的最佳图像,他在克里特岛蛰伏了整整五天!
凯伯属慕尼黑的富人,但就家具陈设而言,与中等家境的住六居室公寓的谢女士以及阿尔卑斯山区的普通牧民没什么 两样。
呵,单纯朴实又执著热情的凯伯先生!
慕尼黑人的热心朴实和利他情怀,你在素昧平生的行人中也能自然地感受到。
走在路上,当你的眼神和陌生人交汇时,你遭遇的不是冷漠的审视,也不是唐突的新奇,而是一种善意的微笑。有位 同学跟我讲她的房东(我们此行五位同学都住在宁芬堡中学学生家里)的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房东开快车,用了10多分 钟叫住一位素不相识的车主,告诉其车灯未关,这样就免去了那位车主可能因灯未关而受到的高额罚款。
我们在中央车站乘地铁返回时,行驶大约15分钟后,乘客纷纷下车,整节车厢只剩下我们四人,因为公共交通都用 德语报站,我们不知所以。这时,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匆匆赶到我们跟前用英语问道:“请问你们说德语吗?” “不, 我们说英语。” “这条线的终点站到了,你们该转车了。”我们道谢后赶紧下车,那小伙子追上来问:“你们到哪里下车? ”我们说了下车站,小伙子又十分详细地关照我们该怎么走,直到我们一清二楚,方才离去。就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位中年汉 子,我们朝他微笑一下,那汉子便和蔼地问我们:“先生们,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我们赶紧说:“谢谢,没有。”
德国是世界汽车大国,慕尼黑又是宝马公司的总部。车价怎样?一辆普通轿车5000欧元,中挡车10000欧元 上下,15000欧元以上的就算是高档车了,按慕尼黑人的收入,是比较廉价的。尽管车价不高,但讲究实际的慕尼黑人一 般不买高档车。虽多为世界名牌,但满街跑的、路边停的绝大部分都是1.6上下的,甚至有1.2的,而且居然是刚出厂的 !
慕尼黑人的观念是“好使就行”。在德国,摆阔比富被认为是浅薄的表现,是暴发户的心态,是文化层次低的人所为 。凯伯和库茨先生的宝马都有6年车龄,而谢女士家的奔驰已超过8年。这种车型老旧的在中国已很难看到。以前曾听说,最 能区分德国人身份的是汽车,看来也不尽然。
关于德国人,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按照自然天性,平和、厚道、质朴地生活着, 正派人、老实人活得有尊严!
德国人缘何
具有较高的文明素养?
在我看来是物质基础、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教育昌明四者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
按我们的习惯思维,大概会特别强调物质基础的作用。两千多年前,先贤管子就曾留下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 食足则知荣辱。”今天,“经济上去了,人民素质自然就提高了”,这样的话语我们很熟悉。无疑,笼统地讲,道德状况是建 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但这仅是个“必要”而非“充分必要”条件。物质基础贫乏得连起码的生存都不能确保的时候,许多人就 会铤而走险,但仅有物质的充裕(更不用说拜金主义和利益垄断)也未必会自然导致人民素质的提高。推敲两者的确准关系, 常常让人困惑。德国成为发达国家至少已有100年的历史,可就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战 争中的德国人非常狂热粗野残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数不胜数。再看相反的事例。今天的非洲物质上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可就在这块土地上,中国旅居者留下了醒目标题—“自觉排队 厕所卫生—非洲人素质高值得中国学习”。
在社会环境的要素中,关键是社会公正,一个法律具有无上权威、比较公平自由民主的社会一般不会民情汹汹。今天 的德国实行代议民主制,强调人权保障和公民参与。在经济社会领域又是典型的以“效率加公正,更加重视公正”而著称的“ 莱茵模式”国家,特别重视财富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公平分配。以谢女士夫妇为例,她因要顾及家务,特意找了份半日制的工作 ,很轻松,“月薪”1900欧元,不用交税;丈夫阿克森在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安联保险”有一份全日制工作,月薪60 00欧元,上税后得3300欧元,名义差距4100欧元,而实际是1400欧元。真有点“劫富济贫”的味道,这样一来 ,社会确实是比较公平了。德国的有些法律粗一看不可思议,细一想其实就在倡导公平与和谐。据谢女士说,德国所有行业和 单位一律实行严格的五天工作制,所有在职员工,除双休日、传统节日(圣诞节、元旦、复活节、国际劳动节等)和新增节日 (每年10月3日统一日)外,一年还有最少不低于24天的带薪假期,一般单位的带薪假期有30天,还有34天、36天 的。而年工资实际上发14个月:正常12个月,外加一个月的“度假工资”和“圣诞月工资”。没有社会公正就不可能有真 正的和谐。社会公正能使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产生由衷的家园感、归属感、自豪感、主人感和责任感,能使诚实守法的 人过着体面而有尊严的正常生活。德国人的素养与社会公正有极大关系。
也许你会说,这还不是由物质财富决定的!不然,财富本身并不涉及分配,社会公正是由制度设置和政策导向决定的 。拿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需要“国家宏观调控”和“科学发展观”。发展严重失衡、公正严重缺失,这世界上就会产生以腐败盛 行、贫富悬殊、城乡对立、社会混乱而著称的“拉美现象”。
关于文化传统,
有两大因素值得考虑
首先是悠远而浓郁的宗教文化传统。其中又可从两个层面透视。一是从罗马帝国晚期直至今天,绝大多数德国人是基 督徒。尽管从16世纪开始,他们又分属不同的教派,但仍然拥有一个共同的“上帝”。《圣经》中说,撒谎和欺骗是犯罪, 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怎样待人。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道德律令—严禁撒谎。诚实守信 便成为多数德国人的基本生活常识。二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伟大思想家的价值观往往会给这个 民族的性格和价值取向打上深深的烙印。就像孔子的积极入世精神滋养了中国人强烈的现实情怀一样,马丁·路德这位16世 纪的新教改革家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意志民族的性格。路德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凡夫俗子的工作和教士的工作同等 重要。这样,路德便将普通人的工作同发自内心的人的生命需要和使命建立起一种联系,琐碎的日常工作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 段,更是上帝分派给人的角色,普通职业人必须接受上帝的安排而恪尽职守。在信仰至上的时代,对于一个多数居民信奉新教 伦理的民族来说,守则敬业、一丝不苟,事关灵魂的救赎,来不得半点马虎,久而久之便成为得意志民族的传统性格。
其次是世俗的文化传统。我国著名的欧洲学家陈乐民老先生的研究表明,早在新航路开辟前的中世纪,德意志的公爵 、侯爵们就在在小册子上制订了各自领地上待人接物的规矩—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文明礼貌公约。什么你吃饭时要讲“吃相”、 不要吧唧吧唧啦,吐痰要吐在纸张上、不能随便吐痰啦,坐要有坐相、不要四仰八叉啦,在公众场合要保持安静、不要旁若无 人地大声喧哗,等等,在这些中世纪的“文明礼貌”小册子上都有。
文化传统中的这两大因素说明人的文明素养是在长时期里逐步养成的。这使我想起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朱用纯的经典《 治家格言》(即著名的《朱子治家格言》),可惜,过于政治化(而今是过于物质化)的我们,似乎没有将自己的文化传统中 的精华传承弘扬。受此影响,我们的学校教育长期以来也疏于对正常人生极为重要的基础文明教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