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 长征⑥ --巾帼
女人，女军人，女红军。
柔弱身躯，钢铁气概，别样美丽。
70多年前，在那段两万五千里命悬一线的漫漫征程中，有一群特殊的身影在活跃着。她们有的是中央领导的爱人，有的是红军干部，更多的是普通战士。无论是什么身份，她们都在以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疾病，饥饿，血战，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她们前进的步伐。
她们哭，她们笑，她们歌唱，她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穿行。关于她们的那些悲壮而美丽的故事，至今看来仍然动人心魄。
我要当红军
再三劝说下，老人终于坐到镜头前。初秋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映照着老人被岁月打磨得已然浑浊的双眸，折射出的却是一层依旧清澈的光晕。侧过身，为的是让略已失聪的耳朵听清我们的提问。于是，我们便面对着一个沧桑的剪影，倾听一位88岁耄耋老妪在花样年华里的传奇往事。
瘦小的身躯，尽量挺直的腰板，缠过又放开的“解放脚”上穿一双手纳底布鞋。坐在我们面前的是我省目前唯一健在的走过长征的女红军———杜永莲。
见摄影记者要拍照，老人笑着连忙摆手：“不要给我照相，我一个小兵，长征中又没做什么贡献。”
“您是有功劳的呀！”我们由衷地说。
“哪有什么功劳啊，我常对人说，没什么功劳啊。他们说，没功劳还有苦劳啊，我说，苦劳都没有，苦头吃了些。哎，就像是活了两辈子！”
■红军给了我名字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深中区南山坪村。11岁那年，爹死了，哥嫂分家另过，弟弟才8岁，一家孤儿寡母。我长到15岁，家里断了粮。娘狠狠心，把我卖做童养媳，偏又遇上个恶婆婆，打骂成了家常便饭。
1933年，那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让我们老百姓吃了几天饱饭，分了粮食。后来红军撤走了，白军又来了，家里又断了粮。我偷偷跑回娘家，对我妈说，我要当红军，参加苏维埃。可是不久，红军撤走了，白军又来了。
直到1935年，听说深中来了红军，而且听说还有个女红军团，赶紧去报名。记得当时的妇女队长姓何，二十多岁，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
她问我叫什么名字，哪有名字啊！我们女人那时候就一个小名，连姓都没有，女孩子嫁了人就跟丈夫姓。我说我叫阁儿，她又问我你姓什么，我实在不想说婆家的姓，一咬牙说我没有姓。妇女队长说，那我给你安个名字吧，你有兄弟吗？兄弟叫个啥？我说有个哥哥叫杜云海。妇女队长就拿笔写了三个字。我赶快问：我叫个啥？妇女队长说，叫杜永莲。我说怎么是个男娃的名，妇女主任说：男女平等。
■参军头一天，我哭了三次
有了名字，我请了三天假，我要回去告诉妈，红军给我取了个好名字。可第三天我回到了深中，红军却不见了。哎呀，红军怎么不等我？我想，我要走回头路了，又要饿死了。我的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流。
可转念一想，不行，我一定要找到红军，我要跟红军走！擦干眼泪，我就去找赤卫队，问赤卫队员红军什么时候走的。他们回答是昨晚。于是，我就顺着山梁子走，边走边打听，一天没吃没喝。一直走到两棵大白杨树下，见到老乡们在树下乘凉。他们告诉我，山下有一个大瓦房，瓦房周围都是竹子，红军就在那。“谢谢，谢谢！”说着，我的眼泪又落下来了。
到了山下，我找到了瓦房，一进门，看到几个熟悉的红军在吃晚饭，就问：“你们怎么不等着我？”他们认出了我，连忙端给我一大碗米饭，里面还有酸菜炒猪肉。我端着饭碗，忍不住哭出了声，说：“我吃萝卜丁长大的，过年都没吃过大米饭！”一位女红军赶紧走过来安慰我：“杜永莲，别哭了，咱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吃过饭后，他们给我换上了新衣服，还剪了头发，然后带我一起上路。从那天起，我的生活有了新希望。
红军啊，千万别把我丢了
■我受了伤，头发全剃光了
我这人命大。自从当上红军走上长征路，"死"了好几回。那时候，我们女红军中有句话："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因为当时对待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人办法就是每人给八块光洋，寄养在老百姓家里。
当上红军后，部队开大会分工，我想当炊事员，可以吃饱啊，可当炊事员要身体壮，个儿高的。我插在人缝里，怕让我讲话。结果就让我当了护理员，给伤病员们喂汤喂水端屎端尿，叫你去抬担架就去抬担架。
有一次连队从江游到成都去给伤员背粮食，连长见我个子小，让我随先头部队先走。走到半路上遇到给我取名字的妇女队长，赶快站下说话。一会儿县委书记骑着马过来了，我们三个人站在一条羊肠小道上说话，我身后是一条河。这时过来一个人，冷不防一挤，我仰面朝天掉进了河里，头磕在河堤上一块大石头上，当场不省人事。
直到半夜我才醒过来，一摸脑袋，才知道头发被剃光了，缝了五针。第二天天一亮，我马上挣扎着起身又随部队去驮粮食了。
■给我酒啊，我要喝酒
过铁索桥、过草地，又"死"了两回。
过铁索桥。一个班一个班地过，一个人一个人地过。铁链子不稳，铁桩子打在地上，铁链子缠在上面，上下来回的颠簸，一踩一歪，眼看着摔下去了好几个。我战战兢兢手脚并用地走到了桥中央，两手扒着铁链子，往下一看：桥高高地悬着，水滔滔地流着，一下子晕了，蹲下身抱着铁索大喊："你们快来救我啊！""你把头抬起来，不要看下面。"一个老战士一边喊一边向我靠近，刚到跟前我便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铁索猛地一颤，差点两个人一起摔下去。现在想想真后怕呀，不是自己怕死，而是为了救我，差点让另一个同志牺牲了。
过草地时我突然得了伤寒，身上一阵冷一阵热。迷迷糊糊的，我还在想：千万别给我八块大洋啊，我宁愿死在路上。于是冷了我就喊："给我酒啊，我要喝酒！"战友看我这个样子，赶快给我找来一瓶酒，我咕咚咕咚一口气灌进肚里。不一会儿，身上就热得像火炭。于是我又喊："给我水啊，我要喝水！"战友们马上又端来一大碗水，我又咕咚咕咚喝了下去。说来奇怪，一折腾，我的病竟然好了。
哪有个女人样子啊
■女兵都绝经了
如今我也算有儿有女、子孙满堂了，真是托共产党的福啊。我和老伴是后来在延安认识的，他不是红军，是从武汉大后方投奔延安的。成家后，组织上先是安排我到延安党校医务室作了一名护士，接着又保送我上党校，从此过上了一个女人应该过的正常生活。
可是想想长征那时候，活得哪有个女人的样子！记得刚参军那会儿，在背粮的路上遇到县委书记，我过去打招呼，他问我：“你是谁呀？”我说我是杜永莲啊。县委书记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当时的样子都让人认不出来了：脸多日不洗，原本白净的皮肤变成灰黑颜色，头发又干又乱，像一篷枯草；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走起路来就像是魂在飘。
其实，那时我们女红军个个都一样，根本不把自己当女人。男人干的活我们全干：背粮、打仗、抬担架，男人干不了的活我们也来干：照顾伤员、发动群众搞宣传……
过雪山、草地那时候，我才二十岁，你说什么，不方便的时候？哦，月经啊！哪有月经啊！那么苦，那么累。好多女兵都停经了。有的还落下了终生不育的根，再也生不了孩子。
离开杜永莲老人的家，走在返回报社的路途中，我们突然特别地注意起身边来来往往的那些衣着靓丽、满面春风的姑娘们，心中由衷萌发出对她们如今幸福生活的感叹。
文/本报记者 汤润清 徐国栋 解丽达 本报实习生 李娟 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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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2000多人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究竟有多少？许多同志认为只有康克清、邓颖超、贺子珍等30名左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通常人们所说的参加长征的30名左右的女红军，只是参加红一方面军进行长征的女红军，而未包括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
据有关资料记载，参加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至少有18名。他们是李贞、戚元德、陈宗英、蹇先任、蹇先佛、周雪林、马忆湘、陈罗英、石芝、杜玉珍、杜永新、陈琼英、曾红林、张士美、胡自强、张金莲和他的女儿“二妹子”，以及老秦(名字不详，女红军对她的惯称)。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最多，它的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拥有2000多名女战士，她们全都参加了长征。此外，参加红25军长征的还有7名女护士：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戴觉敏、周少兰(周车屏)。综上所述，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应是2000多名。
档案揭秘
中国第一支正规女兵部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是中国人民军队史上第一支大规模的正规女兵部队，人数达2000多人。这种规模的正规女兵部队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找不出第二支这种大规模的成建制女兵部队。
1932年川陕苏区建立后，大批妇女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1933年2月，红军解放长赤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组织部队机关和翻身解放的妇女，成立了第一个妇女独立营，有约300名女战士。在粉碎“三路围攻”期间，川陕省委在各区县妇女独立连、营的基础上，在通江正式组建妇女独立营，下辖三个连，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
1934年3月，根据川陕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定，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长赤组建了妇女独立团，共有1000多名女战士，曾广澜为团长(继任者为张琴秋)。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把各地的优秀妇女干部组编起来，成立了妇女独立第二团，原妇女独立团改为妇女独立第一团。
这两个妇女独立团直属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团、营干部都是鄂豫皖的老同志，连、排干部和战士大部分年龄在15岁至20岁。她们着军服，握刀枪，由红四方面军总部训练军事和政治，任务主要是保卫机关、清剿土匪、运送弹药和伤员、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
1935年2月，两个团的2000多名巴山女红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随主力部队撤离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妇女独立师在转战中分散到各部队，翻雪山，过草地，西进北上。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又重新组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总计1300多人。
据新华社
在冀红星谱 ⑥
杜永莲，女，1918年出生于四川南充市南部县南山坪村。1935年3月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参加了长征，是我们采访的我省唯一健在的女红军。新中国成立后，在石家庄市法院民厅做审判员。1982年离休前为市卫生局顾问。现居石家庄。
陈尔云，1914年出生，安徽省六安县人，1930年9月参加红军第四方面军，1933年6月入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曾任河北省军区顾问等职，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1年4月离休。现居石家庄。
刘自双，1915年出生，四川省巴中人。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9军。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曾任北京军区空军高炮司令部司令，福州军区空军高炮司令部司令，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1983年离休，现居石家庄。
男红军眼中的女红军：她们走了里35000里
由于杜永莲是我省目前唯一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所以我们已经无法更多地直接了解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那些英雄的妇女同胞在漫漫征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残酷历练，以及她们建立的可歌可泣的功勋。
值得欣慰的是，在对其他老红军的采访中，我们间接听到了一些关于长征中女红军生活战斗的故事片断，看到了男红军眼中的女红军。
一双小脚走长征
在石家庄干休所，我们见到了原省军区顾问张方明，此前，我们就听说过张老同妻子高余屏伉俪双双走长征的故事。回忆起已故的妻子，九十岁高龄的张老眼中充满深情。
■高兴得鞋都唱歌了
我和妻子高余屏其实是长征胜利之后在延安认识的。记得刚谈恋爱时我看着她的一双小脚，好奇地问道："你用这样一双小脚走完了长征，行军打仗能适应吗？是靠什么爬雪山，过草地的？"她自信地回答："能，我靠的是信念，靠的是毅力。"
她告诉我，当年她从恶婆婆家逃出来参加革命时，只穿了一双青布鞋，而且鞋底和鞋帮都裂开了嘴。她把包脚布解开扔掉，行军走路时小脚在鞋里滑来滑去，鞋还吧嗒吧嗒的直响，两个女同志和她开玩笑说："看你高兴的，连鞋都给你唱歌啦。"
因为鞋大脚小，又走这么长的路，她的脚磨了好几个血泡，疼得难以忍受。晚上宿营时，在地上铺一片草，大家吃了饭洗过脚，就睡在草上。只有她一个人躺在那里喊脚疼。这时有一个战士冲着她喊："你哭叫什么，像你这样还能革命吗？"倔强的余屏一下子把眼泪憋了回去。
■憋着劲儿跟你们男兵斗
张老还记得，妻子在世时，每当说起长征，总是半开玩笑半赌气地对他说，刚开始时，你们这些男红军们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娘子军，甚至把我们当成累赘。我们憋着劲和你们斗，要用实际行动来改变你们大男人对女战士的看法。
当时规定，每天早上出发时，指战员要带够自己的口粮，或是米或是冷饭团，到了目的地合在一起煮，吃大锅饭。枪支、弹药、行李，每人的负担都很重，有的男同志出发时便不带口粮，到了目的地揩别人的油，凑嘴份。女同志吃饭的速度和节奏当然不如男同志，肚子经常要委屈，吃不饱就走不动路。终于有一天娘子军们不干了，吵起嘴、告起状来。领导同志不得不"妥协"，规定由女同志检查行军纪律，重点检查每个人出发前是否都带上了自己的米粮，没有带的就不给饭吃。
她们比我们走得更长
说起长征中的女红军，原红四方面军的李光照老人颇有感叹："女人们更是不容易啊，当时红军中有一种说法：长征二万五千里，女红军要走三万五千里。"
当时我所在的四方面军总医院就有很多女兵，她们不但同男同志一样抬担架、救护伤员，而且还能边走边工作。那时有一种战士叫"政治战士"或"工作队员"，主要由女同志担任。她们的工作是"走前走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插到部队前面到达目的地，搞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
有时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上去了，粮食藏起来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但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只能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洗脚，翻山越岭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寻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精疲力竭领着这几个民夫回到宿营地，天已大亮，队伍早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腿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一年下来多走的路就相当可观了。此外，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因此，后来有人说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长征的人"。
从事医务工作的李老说，女战士最头痛的大概是例假，它折磨着每一个女红军。不管饥饿寒冷，风里雨里，在敌人尾追下都得不停地赶路。脸色苍白、腹部绞痛、两腿发抖、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如果在不该生孩子的时间和地点生了孩子，那将更惨。孩子的哭声会把部队暴露给敌人，只能用一件破衣包着刚降生的小生命，连同一张写着孩子出生年月的条子和几块光洋留给老乡。
李老说，从医学角度分析，饥、寒、湿给女战士带来的恶果是生理失调，弄得人浑身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难受劲，但女战士们还得不声不响地咬紧牙关赶队伍。因为一旦被发现有病，就可能得到不想得到的“八块钱”———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因此女红军们宁可全身没有一处是舒服的地方，甚至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而终生不育也在所不惜。
她们一样骁勇善战
采访中，几乎每个老红军战士都交口称赞女红军指挥员的骁勇善战。流传最广的，就是一方面军女指挥员李坚真、吴富莲等的战斗故事。
1934年深秋，在湘赣交界处的一个山头上，李坚真曾带领十多名女干部同敌人展开激战，她们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英勇战斗，实现了安全突围。1935年春，李坚真等率干部休养连向赤水河进发途中，突遇一营敌人。其时，红军主力部队已经过去，后面的警卫营还
没跟到，形势危急。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果敢地指挥战士们应战阻敌，坚持到警卫营大队人马赶到。在江西、湖南交界处的一个山头上，干部休养连遭到敌人的强烈攻击，队伍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时，吴富莲勇敢地站出来承担“断后”任务，她一个人掩护战友撤离后，才返回连队。1935年春，在配合主力攻打剑门关的战斗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两三天内击垮了敌人一个旅的进攻。在大小金川一带战斗中，十几名女战士被敌人三面包围，弹尽粮绝，班长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入敌群，全体战士宁死不降，高呼着“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纵身跳河，献出了她们的宝贵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