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是大款还是穷人？
中国教师刚刚度过第22个教师节，有的媒体感叹现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已经过去，高校教师的工资不动声色地在20年里涨了18倍，‘高校教师’与俗称‘大款’、‘大腕’的企业主、明星等十一类人群被共同界定为高收入个人。”此话余音未了，在9月15日，北京大学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上公布工资收入和支出，表明自己的生存状态是入不敷出。高校教师究竟应该拿多少钱才是合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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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副教授，月薪1万元。”这是阿忆先生回答媒体采访时的话，而且他还认为“如果做矿工月薪2万元，如果做农工，月薪8000元。”阿忆做这个工资表的标准是什么？是根据劳动风险大小，劳动强度高低还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小，这就不得而知了。然而，高校教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收入群体呢？是不是真的要重演“脑体倒挂”现象？
20多年前高校教师的工资是很低的。在1994年，北京某名校的讲师工资是340元，“当时我还供孩子上学，真是很辛苦。”现在这位讲师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教授，工资条上的那点钱只是他的一小部分，去外地讲学、出国，一年下来他的收入可以和企业主相比，多少钱？“出一次国就能赚几十万元呢？”不光出国，还出书，去讲学还有出场费。然而，像这样风光的教师还是少数。
某名校中文系讲师，从教3个年头，现在月工资3000元左右，有时做些兼职来贴补家用。“因为他是研究影视的，每个月需要花2000多元买碟片。有时也做兼职去讲讲课，一节课大概八九十元左右。”这位讲师的爱人也在高校教书，她掰着手指头向记者数着他们家的花费：“房子是结婚前买的，一年下来物业加上暖气费是1万多元。有时工作忙了，请请钟点工、节假日亲朋好友迎来送往的，有时看望双方父母。反正每月下来，工资都花得光光的。现在还不想要孩子，一旦有了小孩，花销会更大。”这位讲师爱人还不好意思地透露：“我们两人都是独生子女，父母有不少积蓄，所以有时还贴补贴补我们。”
这位讲师的爱人向记者念叨，要想做好老师，可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每学期校方教务处、教育部都有人随时去听课。“教师竞争很激烈，要想按时评上职称，讲课让学生喜欢，是非常辛苦的。”
调查：
学生偏爱有兼职的老师
北京一所财经类大学的学生表示：“我们国际金融课的老师就经常在外兼职，但是我们觉得她的课反而生动、联系实际，我们很喜欢她。”其他的学生也表示，由于经常与老师探讨现在的A、B股市场与某只股票走势分析，他们对金融的了解更为透彻，而且有些已经成为“小股民”，有的学生更加得到了相关公司珍贵的实习机会。他们的老师则经常开着白色“宝来”在校园中出入。
“微观学科的教师在外兼职在大学校园是极为普遍的。”一位北京市属财经高校的教授告诉记者，微观学科由于与企业的联系较为紧密，常常会接手企业的研究项目，从中获得收入。相反，研究宏观学科的教师显然没有这么多兼职的机会，基本上拿到的科研项目都是国家的。
“但是国家项目的经费也并非都是很多。”一位研究社会科学的老教授透露，社会科学的科研经费只有六七万元，仅仅是简单地支撑科研支出。而自然科学的研究项目平均下来，每项大约20几万元。“这也与我国科学研究的观念有关，大家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是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做些调查，而自然科学的研究项目则是在实验室完成的。”社会科学教授表示。他目前的平均薪水是4000多元钱，他透露身为某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北大教授，月薪在1.5万元左右。
对比：
我国高校资源配置远未市场化
985工程（教育部与部分省、市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分批将国内部分知名院校由国家、地方以及相关部委共同出资建设）提出后，政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拨给北京大学18亿元的特别经费，2004年至2007年又再播款18亿元人民币的特别经费给北京大学。这样算来，国家每年给北大的拨款是24.5亿元，但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却是靠兼职来自救。钱都哪去了？
现在东京大学的研究生院做行政工作的不过两三个人，而目前国内高校行政人员与教师之比大约为1比1。据说广东的一些高校启动了“消肿计划”——到2010年，把高校的行政人员压缩至教职员工总数的20%。有人计算过，假如高校行政人员与教师比例1比10合理，那么，占全部教职员工总数50%的“闲人”，要吃掉总量为40%的办学人头经费。
高校的人力资源的配置没有市场化，这不仅表现在行政人员身上，在教师员工也是如此。记者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楼大厅里，看到了阿忆先生的课程表，他每周一在第9-11节课讲《电视新闻》。一位大学教师每周只有一门课，这在内地比较普遍，但在台湾，高校每个老师一周至少三四门课，在国外也是这样。
高校教职员工不能优化配置，而庞大的教师和行政人员队伍，使得国家的拨款落实到教师头上就非常少了。无怪乎，阿忆先生在每周一上完自己的课，为了自救去做兼职呢！
人物专访
孔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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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承认对不起学术研究
作为第一个力挺阿忆的同事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也立刻成为了人们的讨论的另一个焦点人物。当记者打通孔庆东的电话时，他正在外地，一听到谈北大教师工资的事，便侃侃而谈起来。
商报：你在博客里谈到“关于北京大学教师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是几十年间一贯如此的”。那怎么解决教师待遇低的问题？
孔庆东：我不是研究经济学的，是搞人文学科的，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说北京大学教师收入低，是为了澄清一个事实，知识分子不是社会上所说的富豪，但他们也不是吃不饱饭，而是说大多数高校教师收入偏低。
商报：你认为大学教师应该收入多少才能保证他既能养家糊口，又能比较从容地做学问？
孔庆东：这我不知道，老百姓说我们挣多少钱够，我们就多少钱够。老百姓说我们挣一块钱够，那我们一块钱就够。（愤激的说）
商报：你怎样看待大学教师出去做兼职来自救？
孔庆东：出去做兼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和研究的专业有关，对社会创造了价值，做这样的兼职对社会是非常有用的。但大多数老师并没有出去做兼职的机会，研究甲骨文的老师出去做什么兼职呢？好多老师默默无闻地奉献，忍受着清贫却不为人所知，比如说孟二冬老师。
商报：我也听说过一些学者，有的因为在北京高校收入低，没法养家糊口，就去了深圳大学。但有的老师确实很有钱。
孔庆东：其实现在不光是文、史、哲专业，好多年轻的工科老师收入也很低，但有的老师套取国家项目，结果研制出伪劣产品，对社会有害！这是体制造成的资源垄断，这个问题应该解决。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只有GDP的2%。时至今日，国家应该承认对不起学术研究，对不起学术发展。政府要重新考虑对科技发展的支持力度，和专家们一块儿做下来谈，怎样支持科技发展。（刘亚力/文 王晓莹/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