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1950年生，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顾问。曾任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总策划。主要著作：《知识分子研究》、《阅读生物学札记》、《城市社会学》、《信任论》、《代价论》、《被动吸烟者说》、《走出囚徒困境》等。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国际上曾获美国蓝带大印奖，学术成就载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大词典。
景天魁，1967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曾在山西日报社理论部做了5年编辑。1987年，他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获博士学位。据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的介绍，“是该系第一批博士”。景天魁后来曾担任过社科院哲学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1995年到社会学所任副所长，当选学部委员时为社会学所所长。曾主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等课题研究。他的代表作有《社会学方法论与马克思》等。
“直言者”还是“无耻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时下正被用这样的评价考量着。因为，他点名道姓地挑起了一个尖锐话题。
8月2日，郑也夫在其博客上发表文章，题为《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一场风波由此而起。
文中，郑直言新当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不够格：“景天魁的学术水平在社会学所处于五名之外……一句话，他是二流学者。”
他觉得社科院学部委员的评选像“游戏”，而“它将使我们遭受海内外社会学同仁的耻笑”。郑也夫要求中国社科院向社会详述学部委员产生的程序。
在中国学术圈，公然质疑对方学术水平已属罕见，更何况被点名者还是新当选的学部委员——这一头衔被认为是中国社科院的最高学术荣誉。
此后的一个多月中，郑也夫连续发文，依然坚持景天魁应挂出代表作接受学界评议，质疑学部委员评选办法。9月22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变中国社科系统“扭曲的评价体制”。
“我就是我的标准”
记者：你依据什么认为景天魁是二流学者？
郑也夫：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过，谈过话。要判断一个人的水平高低有困难，但要看他够不够一流就容易多了。
记者：你看景天魁的著作多吗？
郑也夫：不是特别多。
记者：如果对他的学术情况不做全面了解就如此断言，是否太武断了？
郑也夫：我不认为了解一个人需要看他全部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最基本的知识，你说得离谱，就给你定局了。特别重要的是这里有参照系，还有别的研究者。
记者：“二流”显然涉及学术评价，但你没指出景在学术上有何问题。
郑也夫：社科文章不是算术题，算错了，结果肯定就不对，讲的是水准。
记者：你的这种评价似乎来自主观的感觉。
郑也夫：你要是一个劲说主观，我觉得这主观就含有一点贬义了。我们重视的是行内评价，我是个教授，行内都承认，我就是我的标准。好的论文要言人所未言，我没有见到景天魁在社会学上有过什么贡献。
二流和一流不是硬指标，要靠学者自身的感觉。
“你受伤害我很遗憾”
记者：通过主观判断，认为对方是二流学者，当学部委员不合格，你是否考虑过对他的伤害？
郑也夫：伤害是有可能发生的，你(指景天魁)受伤害我很遗憾，但是没办法，如果大家都考虑谁也别受伤，那我们的公共讨论就没有了。如果说得不对，我个人是要承担很大代价的。中国很多人不习惯公共舆论，在国外争吵是司空见惯的事，而我们点名道姓提不同意见或者批评人家，就变得不正常了？
记者：现在你点名指对方，很容易形成先天性的大众支持，这样是否有些不公平？
郑也夫：就像明星一定会被别人议论一样，这是明星的代价，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了。
记者：有人说你是捏软柿子？
郑也夫：我肯定捏软柿子，硬柿子说明学术水平高，我凭什么捏人家？
记者：有人质疑你本身的学术水平是否高到可以去从学术上指责景？
郑也夫：我高不高不重要，即使景天魁比郑也夫强，也没用，我照样可以质疑他的学部委员头衔，关键是不能让二流学者戴着这个桂冠。
记者：有人指责你的动机，你们之间是否有恩怨？
郑也夫：我对他的评价，如果最后非常多的学者都认同，那不管我跟他此前有没有个人恩怨，我都没有受恩怨的影响，我给他戴的帽子是公允的。
记者：那么到底有无个人恩怨呢？
郑也夫：说老实话，社会学所里面，跟我有个人恩怨的人是以前的其他所长，景天魁跟我没有个人恩怨。
记者：有人认为你是故意为之，通过贬低别人，来塑造自己的一种形象？
郑也夫：这个我不回答，让他们继续这么认为。
“动机是对评价体制的积怨”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核心弊端是什么？
郑也夫：最大的毛病是黑箱操作，就是制度不透明。
记者：是否因为你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中处于边缘才这么说？
郑也夫：能向中国社科评价制度开炮的人，可能是一直在这个评价系统里非常得势的人吗？当然是我这样的人。这次，我的动机是源自对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体制的积怨，要改变不合理的评价制度。
要解决透明问题，把被评人的论文都挂出来；再让投票人有限匿名，今天评了，以后可以解密，大家可以知道是谁投的票。
先从景天魁开始，然后是社科院其他的学部委员，只要社科院开了这个头，我的奋斗目标就差不多达到了——别的学术单位很容易效仿。有这样一个范例，但凡有争议的就挂出来。
我比较长远的目标是希望各单位评教授、博士生答辩，把论文都挂出来。这样我多年对中国社科评价不公正的思考和开出的药方就到位了。
记者：你是利用舆论制造压力？
郑也夫：我的目标就是把景天魁的论文挂出来，然后社科院的学部委员都挂出来，以后有学术争论就都挂出来，让学术机构之间互相透明，就是这个目标。
“至少应该征求学界意见”
记者：你是想借景天魁批评这次学部委员评选有问题？
郑也夫：就是不透明。
记者：你不是中国社科院的人，何以知道不透明？
郑也夫：比如所里投票之后唱没唱票，我问了所里的人，有人说：“唱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他可是全程参与所里选举的，不透明由此可见。
记者：但是你还是没有更多的依据？
郑也夫：所谓透明，就是有的事情该见诸文字。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推选办法》中，学部委员要投票推荐，那么研究所内唱票不唱票就要写清楚，不能在桌面下。
《推选办法》上说，原来是227人，后来由推选小组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69个首批的候选人，200多人变成了69个，依据什么？最关键的恰恰最不明白，要害的都在桌面下。
记者：你认为这是不透明的核心表现？
郑也夫：当然还有，比如评委是谁？名单是要公布的，哪儿有评委不公布名单的？评选要负责任的，结果是不公布名单让一个抽象体的名词来负责任。
记者：社科院的学者也许知道评委是谁。
郑也夫：他们要是公开的话，为什么不写出来？他们私下念一遍吗？
记者：社科院说明，这只是他们自己选自己，如果景天魁是社会学所的诸多学者选出来的话，也无可厚非。
郑也夫：如果景天魁在社会学所里投票就是第一，我对这件事情的批评就是另外一种。我继续认为他是二流，二流学者还能评上学部委员，说明这个所的评价能力太低了，或者私心太大了，要避免本单位评价系统的帮派把学术扭曲了。
记者：有声音认为这是中国社科院内部评选的，外人没必要多说？
郑也夫：学术界有通则，无论是评教授还是博士答辩，都要有外单位参加，不可以关起门来。为什么呢？为了透明度。学术的评定从来都是跨单位的，以这种方式来杜绝家天下。这次学部委员评选，至少应该征求学界的意见吧？但我没听说社会学学科这么小的圈子里征求谁的意见了。我们是学术单位，不是私人作坊。原载《南方周末》
观察家言
学部委员评选应开放大度
自今年2月份以来就一直饱受争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评选学部委员的活动，在经过长达数月的推选和为期两周的公示后，终于产生了首批47名学部委员和95名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人称，社科院此举意在肯定研究人员的学术成就和价值，以培养和鼓励学者刻苦钻研、自强不息的精神，当选者均为国内或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具有突出学术贡献的在职或离职知名学者。
相当部分公众认为，官大不意味着学问大，而在当选的学部委员中，在任官员或曾任官员者过多(一位网友指出，在47名学部委员中，上述两类人占据了44人之多)。不过，或许官员多并不是最重要的。群情汹涌的众网友似乎忘记了，在学术体制高度行政化的大环境中，在学术上甩响“两把刷子”往往是被委任以学术官职的前提原因。
最为重要的是，鉴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批学部委员正是于全国学术界范围产生的事实，“学部委员”称号是属于全体社科界共同的历史资源，理应是中国社科界最高学术荣誉称号，而不能被异化为社科院的一个“内部职称等级”。从这个角度来说，社科院此举不仅意味着对历史的淡忘，也意味着有截“公家肥水”私灌自家园地的嫌疑。既然“中国科学院院士”须全国范围内评选方可显示其权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又为什么可以例外呢？
而且，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名称的特殊性，尽管学部委员很可能并非全国最优秀的社科研究人才，但如果有人以“中国社科院ＸＸ学部委员”的面目现身于国际文化交流或者公共事务活动的时候，不谙内情的外国学者或普通公民，很可能不会知道，那并非名副其实。而在上述活动中，一旦有学部委员出现某些不应当出现的错误时，就极有可能让不解内情的外人产生中国社科界的顶尖水平“只不过如此而已”的误会。由少数学部委员得利，而让全体社科界背黑锅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尽可能多地吸收多国文化，是构建国家软实力的捷径之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不妨效法美国艺术及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等国外文化学术机构(他们不正是时常将“院士”荣誉授予许多非本国学术人士而促进了国家软实力的增长吗？)，以开放大度的胸怀超越狭隘小团体利益心态，广纳英才，先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评选推及全国，并进而将之扩至全球。如此，或既能体现出“学部委员”的名实相副，亦有助于以国际学术刺激中国学术的成长，为硬实力日益增长的中国构建起软实力。
周志坤
马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