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润龙作品集6年前，浙江嵊州举办首届中国越剧节，记者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当地一位领导向袁雪芬老师抱怨说，越剧人才难留，一出名就往大城市跑。袁雪芬老师回答说，如果越剧人才都留下来不往外走，那么越剧至今一定还是小山村里的“的笃班”，决不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剧种。
后来发现，人才是留下来还是走出去，竟然是越剧界延续至今的热门话题。
著名剧作家、浙江省文联老主席顾锡东先生生前在多个场合把越剧进上海与徽班进京相提并论。他说，越剧原来只是浙东乡村开着小小花朵的青青河边草，是逢机遇移栽上海广结善缘，在黄浦江畔荡漾春风，花枝招展，散发动人的艺术芬芳。恐怕在中国戏曲史上，再没有其它任何地方剧种能像越剧那样，从一个乡下来的“毛头姑娘”，脱胎换骨地变得千种娇模样，万般风流态。
越剧艺人在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诞生也是历史的必然。嵊县人杰地灵，山明水秀，人人会哼越调，人人爱看越剧。100年前，民间说唱“落地唱书”已经流行于当地。1910年后，“小歌班”几次进上海演出，由于演出比较简陋、粗糙，均告失败。1920年，几支“小歌班”队伍集中了多位有实力的艺人再闯上海滩。他们推出了《碧玉簪》、《梁祝哀史》、《孟丽君》等一批新戏，并在音乐、身段、唱词上作了改进，得到了上海观众认可。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艺人“三花一娟”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以及青年演员筱丹桂、马樟花、袁雪芬、尹桂芳等先后来到上海献艺。1936年9月上海《新闻报》首次把女子绍兴文戏称为“越剧”。此时，越剧已经得到上海观众普遍认可。
著名戏剧评论家刘厚生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越剧形成在浙东农村，但她的成长却主要在30年代的上海。抗战时期，江浙有大量人口流入上海，人们祈望抗战胜利又不知何时胜利，愤恨日寇汪伪和种种社会黑暗又不知如何消除；同时相对的安定生活和纸醉金迷的环境又引出娱乐的需要。这正是越剧得以迅速发展的一种特殊环境。据1941年11月6日《越剧日报》报道，上海的女子越剧演出场所共有36家，数量超过了京剧和上海本地剧种申曲。越剧名角上海滩唱红，并相继形成富有个性的流派。她们又回到家乡，把一批批年轻艺人带到了上海，或在家乡组建剧团，带动了家乡越剧的发展与提高。
越剧从浙江农村走进上海都市，完成了以往难以实现的越剧改良。
大量编演新剧目，扩大了越剧的表现范围。樊篱（樊迪民）改编的《孔雀东南飞》、《燕子笺》、《范蠡与西施》、《啼笑因缘》、《秋海棠》，关建（笔名闻钟）编演的《痴凤情怨》、《夜来香》、《劳燕分飞》、《女公子》、《杨乃武与小白菜》、《落霞孤鸿》，胡知非改编的《雷雨》、《泪洒相思地》、《痴儿怨女》、《幽谷香魂》、《文姬归汉》，陶贤编写的《恒娘》、《是我错》、《何文秀》《雪里小梅香》等，而袁雪芬主演的《祥林嫂》，更是从题材到内容进行了新的改革。据统计，上世纪40年代前后的越剧新剧目在600个以上。
丰富了舞台表现手段，提高了演出水平。越剧进上海时，适逢京剧名家荟萃上海，这给越剧艺人吸收他人之长创造了条件。姚水娟演出的《花木兰》，在表演上吸取了京剧的演技，傅全香努力学习京剧大师程砚秋的唱法和表演，范瑞娟则学习马连良和高庆奎的唱法，商芳臣对周信芳的“麒派”情有独钟。越剧开始突破传统的一桌二椅的形式，开始使用简单的布景，有的剧目还大量吸收了电影、话剧中写实的因素，在台上搭楼，黄包车、轮船船舱等实物开始出现在越剧舞台。
在经营方面，越剧开始以剧团制、经理制取代班长制。越剧戏班初创时实行的是班长制，班长掌握着聘用人员、选择演出剧目的权力。1939年，姚水娟等浙江艺人成立"水云剧团"在上海仙乐戏院登台，聘请一位经理，实行剧团制，演员直接与经理签定合同。以后，各演出团体相继仿效，商芳臣领衔组建了“标准剧团”，马樟花领衔组建了“天星剧团”，筱丹桂领衔组建了“丹桂剧团”，傅全香领衔组建了“全香剧团”等。剧团制和经理制比起班长制来更具有民主性和公平性。
越剧的传播方式也开始现代化。越剧初创时大多临时雇人扛一块戏名木牌敲锣吆喝招徕观众。这种传播手段显然无法适用于上海的剧场演出环境。发达的上海媒介使越剧名角的知名度迅速攀升。其中，电台的无线广播，使没有文化的听众也能受到越剧的熏陶，而唱片便于听众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学唱和反复欣赏，报刊宣传不断发表越剧的消息、评论、剧照和广告，使众多的读者对越剧这一新生事物有了深入的了解，一些刊物发表的有关越剧的学术文章引起戏曲界人士的关注，专门介绍越剧演员的专刊则对演员作多元化的介绍。现代化的大众传媒使越剧迅速融入城市文化之中，加强了越剧与民众的交流，也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参与越剧改革。
解放后，大量的越剧剧团又从上海迁徙到全国各地，使越剧之花在华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东北等地盛开，在当地发展起了一批新观众。电影、电视等传媒手段的参与，尤其是《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等越剧剧目被拍成彩色电影在全国上映后使许多不了解越剧的观众爱上了越剧。1977年，上海越剧院男女合演的《祥林嫂》以及随后摄制成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越剧艺术片，又进一步扩大了越剧在全国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国越剧进一步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越剧发展的历史中，浙江越剧和上海越剧有过多次交流融通。除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名闻上海滩的“越剧十姐妹”外，上海现代和当代的著名越剧演员大多来自浙江绍兴等地。浙江主流越剧团的成名剧以及浙江现有的著名越剧演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上海的越剧舞台上展演。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五女拜寿》在上海演出，从大舞台、长江路一直排队排到口子路。观众排队几小时求购一张票。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团长吴凤花、浙江小百花名角董柯娣与上海越剧院名角单仰萍联手排演的《虞美人》今年3月也是在上海首演，而导演正是浙江著名导演杨小青。杨小青告诉记者，近20年来她究竟给浙江、上海的越剧院团导过多少戏，已经很难统计。
尽管有大量的越剧名角从浙江走向上海，但浙江越剧得天独厚的土壤和越文化的环境氛围依然使浙江越剧人才辈出。浙江小百花、杭州越剧院、绍兴小百花、宁波小百花、嵊州越剧团、余杭小百花、杭州黄龙越剧团、海宁越剧团、温州越剧团、诸暨小百花、上虞越剧团、宁海越剧团等越剧院团都已有一支闻名遐迩的骨干队伍。据绍兴市委书记王永昌介绍，越剧发源地绍兴目前已有专业越剧团5家，民间越剧团100多个，有4人获得梅花奖。此外，大量民间剧团活跃于基层民众之间，仅嵊州就有民营剧团112个，全年演出约3.5万场，演出收入5100多万元。“唱”越剧已经成为当地老百姓致富的一大产业。越剧已经成为绍兴的“金名片”。
浙江优厚的越剧演出市场和灵活的市场机制给上海越剧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也给上海越剧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今年以来，上海越剧院在浙江的演出比去年猛增了3倍，光杭州红星剧院“越剧大舞台”的演出就达29场，而往年只有四至五场。已经定居上海的浙江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等反哺家乡，为浙江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演员。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认为，是时代的发展造就了越剧的繁荣，是时代的变革推动了越剧的变革。天下越剧是一家，越剧的振兴，靠的是全国越剧界的团结协作，越剧人只有同心协力，形成合力，才能让越剧更有竞争力，才能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万润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