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文/图
“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回想2005年7月的近半个月，我的确是沐浴着下关凉爽的南风穿行于近50公里的苍山洱海间的，那些日子，我想像的山茶花盛开在想像的白雪中，构成了我对白族人由衷的敬意。
高悬明月的夜晚
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被城门洞下几位招揽导游活儿的白族姑娘友好地纠缠着，竟不知不觉生出几许《天龙八部》中段公子怜香惜玉的念头。我不仅同意掏钱与她们合影，而且还遵照她们的建议，在指定的店铺里购买那些绣得花花绿绿的玩意儿，直到手里的百元大钞全部花光；我还殷勤地给她们写下我在成都的地址以及电话号码，并希望她们有朝一日能够来找我，或者在某个夜晚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当然，我作出的最心跳的事情，是在去玉洱路的途中悄悄地约其中长得最漂亮的那位白族姑娘一起共进晚餐。还好，她没有拒绝，她脸上那一抹淡淡的笑容就是从那时起存留到我心底的。
我在等待约会的那段时间里，将大理古城彻底地转了个遍。今年71岁的赵桂义却给我讲起了她的老家鹤庆县新华村的银匠生活，她缓慢讲述中的某些对象使我想起《百年孤独》中迷恋炼金术的上校和上校的那双眼睛，这与我几天后见到的那些鹤庆银匠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无论是蹲在家庭作坊里敲打银条的师傅，还是站在临街银店中永远都挂着一脸笑容的老板，他们都处处显露着对生活的漫不经心和内心世界的平和，就像呆在大理古城五华楼旁卖银器的寸大爷所说：“这里的生活水平不算高，只要有生意做，都不会穷。”那时，从下关吹来的风正穿过古城，街道两旁的无数店招被习习凉风高高地扬起，整个古城如同一艘即将启航的豪华邮轮。
我是在夕阳快要掉进苍山前再次见到那位漂亮的白族姑娘的，她说她叫杨海花，是距大理古城不远的周城人，现在的职业是导游。有一阵我有些紧张且不自然，我为自己约会的初衷感到羞愧，幸好杨姑娘没有太在意，她的落落大方使我渐渐获得了新的美感，我又回到了习习凉风拂面的惬意之中。
杨姑娘带我来到了喜洲镇上一家卖酸辣鱼的小餐馆，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唯一让我搞不懂的是老板和杨姑娘不时用白族语所作的交谈。据杨姑娘介绍，白族人对鱼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不仅视鱼是美味佳肴，而且认为多食还会使人变得聪明，给人带来吉祥。那天晚餐，我和杨姑娘一边饮着啤酒，一边闲聊着各自的生活，酸辣鱼和喜洲饼散发出的扑鼻香味，把我的思绪一次次引向许多的“假如”。
我在踏进白族老太太李志开家的院门时，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感动，院子里几十位上了年岁的老太太纯朴的笑容犹如月光下被风吹皱了的洱海，令我感到无比的深情和温暖。李志开已近70高龄，世代务农，如今儿孙满堂，她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舞，她说过去村子里跳舞的人比现在多，不论男女老幼，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就少不了要欢喜一阵子，这也是白族人千百年来保存的一个习惯，正所谓“无歌不成欢，缺舞难说喜”。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最原生态的白族歌舞，她们嘹亮的嗓音和整齐的动作在湛蓝的夜空下长时间地牵动着我，使我不止一次地想到更古老的白族生活。
寻找“金花”原型
我是从蝴蝶泉边开始寻访当年杨丽坤扮演的副社长金花原型的，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穿行在一群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间，心里充满了几许的忐忑与不安，因为据大理州文化局的一位老干部说，前两年中央电视台的同志也来找过，但最后却没有什么结果。而张文林给我提供的唯一线索，也仅仅只是当时参加过电影拍摄的一位群众演员的大概住址。
电话响了，是另一位寻找“金花”的同事打来的，他说洱海边沙村村委会的李主任帮忙找到一位当年参加过演出的白族老太太。我很兴奋，脚下一踩油门，加快了三菱车的速度，那时大理至丽江公路上的车辆很少，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水泥地上形成白花花的一片，只有打车窗外涌进的凉风使我享受着大理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
沙村，坐落在喜洲镇的最东面，与洱海相邻，这里曾是《五朵金花》摄制组主要的外景拍摄地，据村委会副主任、今年58岁的杨子成介绍，当年由导演王家乙率领的摄制组就住在海心亭。当然，那时的海心亭还不是宾馆，只是管委会的所在地，演职人员每天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体验生活长达一个多月。杨子成还回忆说，当时的杨丽坤不太爱说话，她总是喜欢收工后一个人站在洱海边沉思，或者手里拿着剧本一边阅读一边散步。而后来的另一位见证人杨金竹老太太也说，杨丽坤其实很腼腆，每次碰见村里的大小伙子给她打招呼，她都会显得不好意思。杨老太太还说，拍摄阿鹏跳入洱海游向“积肥能手金花”所在的渔船时，自己就在那条船上，她亲眼看到了饰演阿鹏的莫梓江被海水呛过后一脸窘迫的样子。看得出，已经67岁的杨金竹老太太在讲述那段历史时内心很激动，她语调急促的说“副社长金花”的原型叫李寿英，是当时喜洲人民公社的副社长，1959年电影公演后没几年，就调到县妇联去了。顺着这条线索，我在第二天上午找到了李寿英离开喜州后的第二个单位———现大理市人大，但遗憾的是没能再有进展，据办公室一位搞接待工作的小姐说，李寿英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退休后连续搬了几次家，单位就再也无人知道她的去向了。我很失望，当再次经过玉洱路时，竟然没有想到去看看做导游的杨姑娘。
入夜，我和我的同事住在海心亭宾馆，那天的月光分外明亮，银白色的光芒洒落在一波万顷的洱海上，犹如一面望不到边际的镜子。我又来到了洱海边，那些细浪拍岸的沙沙声使我想起两天前与杨姑娘在对岸环海公路边的情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思念？但我内心的确涌起了一股暖洋洋的渴求。杨姑娘的电话已经关机，我怅然若失，回想白天里寻找李寿英遇到的不顺，心里不免又多了一些焦虑，我决定明天还是要从沙村入手展开调查，因为李寿英毕竟出生在这里，并且担任了几年的副社长，我不相信她能和这座村子割裂得一点关系都没有。
能够遇见55岁的渔民李永华纯属偶然，那天上午，当杨子成再度带我去见杨金竹老太太时，在村子的一个拐角处正好与肩扛鱼网的李永华碰了个正着，杨子成告诉我，李永华是他的小舅子，就住在村子的东北角，当他将我的来意说给李永华后，我寻找李寿英的工作也就基本宣告结束了，因为李永华说，自己的儿子现在就住在李寿英的隔壁。那一刻，我和杨子成都禁不住笑了起来，我们转身跟在李永华的身后，仿佛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我和我的同事是在大理古城北门旁一条狭窄的巷子里见到李寿英的，她今年已经70岁，现在住的这幢约50平方米的房子是城建职工的宿舍。李寿英告诉我们，《五朵金花》的诞生是在1959年初喜洲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当时全国文化系统有一个现场会在喜洲召开，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白族人民勤劳善良，应该拍一部电影进行宣传歌颂，于是大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电影剧本的创作上。据李寿英回忆，最初设计的主角原型并不是自己，而是公社的党委书记，但那位党委书记就是死活不肯，说要宣传就宣传那些劳动积极份子，李寿英正好符合这一提议并且还是副社长，主角的原型就这样定了下来。老人在述说这些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种美好记忆给人带来的幸福，那时，屋子里的光线很暗，李寿英顿了顿，站起身将窗帘拉开，屋里霎时间变得亮堂起来。李寿英继续道，杨丽坤是从云南省歌舞剧院抽调过来的，体验生活时就分在自己这个组，她们俩岁数相当，李寿英经常给杨丽坤讲白族人的生活习惯以及礼仪，有时还拉着杨丽坤一起回家吃饭，为此，老人说王家乙导演还专门找过自己，说不能带着演员私自活动。
由于影片要赶在当年的“国庆”十周年放映，所以不论是摄制组人员还是协助拍摄的公社领导都非常的紧张，据李寿英说，在1959年夏季的那两个月里，电影《五朵金花》的外景拍摄工作可以说成为了整个大理的头等大事，其他不说，就光是为了拍摄“赶三月街”那场戏，就几乎调动了当时所有的单位力量，因为拍摄时，真正的“赶三月街”时间已经过了，大家只好再组织一次，老人说那一阵大理人就像是在过年一样，天天都有看不够的东西。而当我问及老人的爱情是否也如同电影中金花和阿鹏那般浪漫时，李寿英忍不住笑了起来。她说她可没有那种令人神往的故事，几十年来，自己的生活都很平淡，老伴李培林与自己同岁，两老有一双儿女，闺女1960年出生，儿子小他姐姐三岁，现在大理市城建系统工作，当说到外孙女今年就要大学毕业时，老人的脸上再次出现了幸福的笑容。
寻找电影《五朵金花》中女主角副社长金花原型的历程终于结束了，我们就要离开大理，离开美丽的苍山洱海，离开与我们共处70多个小时的白族父老乡亲们，那天下午，我在李寿英的家里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电影《五朵金花》中那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大理三月好风光》，歌声在巷子里回荡，与外面商店里播放的《五朵金花》CD交汇在一起，久久地萦绕在李寿英老人和她老伴的耳旁。
外面的日子得不到神的保佑
记得第一次在蝴蝶泉边认识“现代金花”杨凤美时，我确实吃了一惊，这不仅是因为她长得美丽，而是她居然与我前一天在大理古城下认识的杨海花长得那么的相像。杨凤美说她也是周城人，之所以到公园文艺队参加演出，是因为没有找到更适合自己干的事，那时，一脸坏笑的张文林告诉我，杨凤美是想在这里傍个大款然后把自己嫁出去。对此我半信半疑，说实话，由于对杨海花抱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好感，因此我打心眼里不希望张文林说的是真的，况且杨凤美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同样有着少女单纯的一面，这一点就连陪我一起采访的赵付军都没有否认，他后来在车上对我说，这一带的白族姑娘虽然干旅游干得早，但很少有外面那些坏德行，因为白族人重口碑，如果谁做了让人瞧不起的事，那就没法再在这里呆下去。
作为大理的著名景点，蝴蝶泉永远是那么的热闹，它不仅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来客，也是当地人做生意的一块宝地，各种饮食小吃摊点和卖旅游商品的店铺且不说，就光是挎上一个竹篮，里面放上两件白族人的衣服在那儿转上一天，收获也不比市场里吆喝得嗓子发干的菜贩子差。我曾问过一位专门出租白族服装供游客照相的白族老太太，一天下来能挣多少？老太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向我伸出了一根手指头，我忙说：“十块？”老太太摇了摇头，这时旁边一个当地人插言道：“是一百。”
在大理，我还目睹到了白族人祭奠本主的虔诚场面。那是在洱海边的双廊镇，许多白族老太太云集在简陋的本主庙里，她们双手合十，或者拿着木制的法器，在缭绕的香烟中有序地跪在庙堂下高声祈祷。据她们讲，“本主”是当年忽必烈征服大理国后，将自己的阵亡将士赐封给每个村的护佑之神，他们大多是蒙古人，翻译成汉语的名字大概叫“黑男安民”之类。那天，我长久地伫立在破旧的庙旁，在一片诵经声中想象着已经成为历史的蒙元帝国。后来，我认识了一位从广州打工回来的白族小伙子，他说他在外面的日子老是得不到神的保佑，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生活很无奈。”他还告诉我他这次回来不打算走了，准备利用家乡的旅游热做做文章，好好地把从外面学到的东西摆弄出来。那时，太阳正好当头，强烈的光芒倾洒在古城的屋顶和街道上，使我想起《天龙八部》中金老先生描写段公子陪自己的母亲回到大理国时的情形。看着身边这位白族小伙子快乐的样子，我心里不禁暗暗思忖：也许大理人本质上都是离不开家乡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