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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石室，都有一段不能不说的故事。
撰文：金 叶
摄影：倪黎祥
实习：曹景荣
二十载寒暑尘与土
1863年，12月，同治二年的冬天。
奠基礼已经举行过多日。卖麻街“石室”的工地，早已被竹围栏围了起来，却始终不见热火朝天的开工景象。
盘着大辫子的工人或站或蹲，很多人凑在一起，嘴里不知在嘟囔着什么。工地一隅，突然爆发激烈的争吵声。法国监工和一个消极怠工的赤膊工人，一个说法语，一个说粤语，空气的紧张程度接近沸点。而事实上，大家彼此根本不知道，对方在为什么事情而愤怒。
看热闹的人群中，一个只有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连连摇头：“这样的施工，早晚要出问题哦！”
他的名字叫蔡孝，广东揭西坪上镇尖田村人，原名蔡振托，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一，是个精明的石匠。“石室”开工，请了不少揭西石匠，蔡孝今天是来工地探望同乡的。石室的工程设计人员都是法国人，开工不久，由于和中国工人在语言上无法沟通，再加上有点儿水土不服，短短的几天里，有好几位都被气得拂袖而去。
而此时，指手画脚的蔡孝引起了法方工程人员的注意。一开始是轻视的，蔡孝却不露怯，自己找来法语翻译。一番艰难地攀谈，法方人员的脸上渐渐露出惊异的神色，然后是大大的笑容。
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小伙子的方案有与众不同之处，于是请他当了“总管工”。从那天开始，二十几个寒暑里，蔡孝没有一天离开过这个工地。
当时，西方建筑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久，中国工匠对西方式样普遍不熟悉，施工难度可想而知。而西方教堂的建造时间又很长，巴黎圣母院建了87年，而德国科隆主教堂更是前后修了7个世纪才完工。广州的石室却只用了25年，建造时间之短，工艺之精湛，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蔡孝功不可没。以十万计数的石块从打磨到吊装，全部手工操作，每到关键工程，他都亲自动手。石室的石作技术要求很高，石面要精细而精致，线脚也是精巧万分，特别是玫瑰花窗棂，用石块雕成且拼合得天衣无缝，形态万千；他奇思妙想：采用广东的土办法，桐油糯米浆取代了水泥，既防水又坚固而且有韧性，历久而强度不减；他创造了一些独特的施工办法，穹窿顶部，一部分石块做了特别加工，当中凿穿双孔，用铁枝贯穿起来砌结，使建筑物更加牢固；他还没有忘记要有岭南特色，教堂出水口的石槽，本来是西洋怪物设计，被他改造成了中国石狮子的造型，煞是好看，祭衣间(神父换衣服的地方)地面铺的不是原设计方案中的石头，而改铺广东大阶砖，其防潮性能比较好，更适合广州本土的气候特征；还有门上的广式木雕……
为了建好这座教堂，蔡孝全力以赴，竭尽心血。当砌至塔顶最高的十字石的时候，他自己亲自攀爬到五十多米的高处督工，在棚架上立足不稳，他从高处跌落下来，幸而在跌到离地面只有几米的距离时，他及时抓住了一根棚竹，才救了自己一命。
石室于1888年竣工。此时蔡孝已经50多岁了。他把自己的青春、技艺都献给了这座大教堂。
“石室”崛起。它以它米白的身躯、恢弘的气势震撼了古老的羊城。
极美的重现
一百多年过去了。
汤国华是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也是此次石室教堂大修工程的负责人。1994年，当他来到“石室”身边的时候，石室“已经虚弱得像个老人了”。“屋顶漏水、楼梯岌岌可危、玻璃花窗破碎不堪……”更加要命的是，就连“石室”的建造图纸，都不知在哪次浩劫中被毁掉，修复工程因此而变得异常艰难。
塔尖
所有的数据都要重新收集。“那时我才40多岁，爬到塔尖测量还很轻松！”8月底的一个中午，他带着记者“故地重游”。“石室”360度旋转式楼梯，走几步就头晕目眩。“多走几遍就习惯了。”
他指指空旷的场地：“这里是唱诗班的地方……”他推开一扇逼仄的小窗，“从这里看出去风景最美……”到了钟楼。抬头向上看，四个大小不一的铜钟在那里，一如一百多年前的样子。“它们分别敲出Ｃ、Ｅ、Ｇ及高音Ｃ，音色很美。”他用脚轻轻跺跺地面：“我想在这里凿几个小洞，让这么好听的声音，传得更远些。”
就这样一直向上攀爬。天气好热，二十来岁的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五十多岁的汤国华毫无疲色，可是衣服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
他的手突然向外一指，“我就是从这里爬到塔尖上去的。”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一扇只容一人出入的小窗户，窗户外是倾斜成70度的教堂坡顶，黑色的瓦片上散落着几个落脚的凳子，探着脖子努力往上遥望，塔尖还在距离几十米的遥远地方呢。“那是在冬天，风很大，塔尖上尤其冷。有时候还会下雨，全身都会被雨水浇透，不过雨水比汗水好受一些，我更怕天热。”
“有的时候，一天要爬上十几个来回，不是没有生命危险，可这是我的工作啊……蔡孝比我更不容易。那个时候各种机械设备都没有，重达一吨的石块是怎么运送到几十米的教堂高处的？据说是先搭建一个绵延三百多米的‘引桥’，用人力一块一块扛上来……”汤国华说。
屋顶
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这里，汤国华却告诉我们：“这是整个教堂最神圣的地方。”
此刻，我们跟他一起站在屋顶。这是“石室”教堂至高、也是至尊无上的地方。跟教堂的平面保持一致，这里也被设计成一个大十字形，并且被涂成了纯白色。汤国华站在“十字形”的顶端：“这里的下方是圣坛。圣坛之上，被隐喻为天堂。过去，大主教逝世后，灵柩会被安放于此。”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说，整座教堂上下，没有一处地方比它更加尊贵。
而从建筑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十数根大梁，汤国华看着它们，无限感慨。石室在上世纪30年代被改成混凝土结构。混凝土的使用寿命是50年左右，而石室的混凝土结构已经超过70年。清华大学结构鉴定所的鉴定报告认为石室屋顶全部不能保留，每一个节点都是危险节点，随时有坍塌的危险。“这些混凝土大梁很重，而且离砖拱顶只有40厘米，稍有不慎，后果就不堪设想，因为这个砖拱顶是交叉十字拱结构，是石室教堂的精华。交叉十字拱之间的壳是砖拱，即用砖一块块砌出的拱形，教堂的参观者常对其精妙感到不可思议；而交叉十字是石拱，不能受一点震动，施工中极为容易受到破坏，一定要保护好。”
所以，拆掉大梁，不能锯，也不能打。怎么办？后来施工队找来北京生产的“大力钳”，可以电动操作，逐点把大梁的混凝土剪碎，然后再一块块拿走，完了就把中间的钢筋锯去。因大梁连接两边石墙体，所以不能同时把所有大梁拆掉，要间隔开；拆一条旧的大梁，马上建一条新的大梁。
汤国华经手设计修复的岭南古建筑，掰着手指头算算差不多30多处。“我给‘石室’打出的是最高分，90分。它和锦纶会馆一起并列第一。”
殿堂
空旷的“石室”教堂。修复工程正在收尾，建筑工人已经撤离，施工工具还散落在教堂的角角落落，圣坛旁边的桌椅上，罩着大块的白色帷布，上面是厚厚的一层灰尘。
在教堂的门口处向前张望，可以看到教堂左右各伫立10根巨型石柱。它们合力支撑着一个急剧上升的尖拱，使整个教堂内部保留着和外观一致的向上的、升腾的感觉。
石室中巨大的彩色玻璃窗最引人注目。正面、东面、西面各有直径7米的圆形玫瑰花窗，用深红、深蓝、紫黄等玻璃镶嵌。午后斜射的阳光，正透过巨大的它们，洋洋洒洒地从天空直铺下来。赤、橙、黄、绿、蓝……整座教堂笼罩在一片缤纷的色彩里，亦幻亦真。
彩色玻璃上描述的是一个又一个宗教故事。在教堂的前部的彩色玻璃窗上，有一个穿着明朝官服的中国人。这个人叫徐光启，明朝的宰相，在他身边的是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据说他俩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合作翻译过《几何原本》。
汤国华说，在教堂里伫立，随着太阳西下，可以看到彩色的花束沿着十数根巨柱缓慢推移的过程。真正的美景需要时间慢慢体味。
石室的平面为拉丁十字形平面。传说在远古时代，“十”字在世界各地都是太阳和火的象征，也即光明的象征，十字架因耶稣受难而成为基督教的标志。石室的平面采用拉丁十字形，但两翼突出较少，这是法国教堂常见的平面形制，与英国教堂平面的两翼突出很长有显著区别。
这种拉丁十字平面的教堂也被比拟为一个神秘的人体。左右的两个侧厅相当于两臂；唱诗班所在的位置，相当于人的胸部，是心脏部分；而中殿及两侧的侧廊，相当于身体的下半部分；后堂则象征人的头部和大脑，后堂代表着基督教圣灵的精神性空间；而教堂的其余部分，则代表着世俗世界的物质性空间。
十字架中心的位置是圣坛。汤国华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在这里，只有在这里，人们说话的声音可以从高高的穹顶处获得一个“神秘”的回音。仔细研究之后汤国华得出结论，是教堂顶端尖拱形设计，使声音在此形成所谓的“声聚焦”。
这样的设计实在是鬼斧神工之笔。“虔诚的信徒更愿意相信，当神父在此讲道，那个随之而来的低沉而神秘的声音，来自天国，来自上帝。”
月末，石室将大门洞开，欢迎您的光临。
记忆中的“石室”
张鸣皋今年72岁，是广州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们一家从香港辗转来到广州，那时他还是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50年之后的今天，他依然记得“遇见”石室的第一天。“看到这座建筑的那一刻，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因为它实在太大了，也太美了，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恢弘的天主教堂。”彼时的石室教堂，与广州海关、爱群大厦一起，被称为广州三大地标性建筑。以它为中心，范围大概60多亩的土地，都属于教堂的范围。其中包括中小学、医院、育婴堂、神学院等。
张鸣皋记得，每到星期天，石室里聚集做弥撒的天主教徒大概有上百人。神父布道用的是粤语。每当圣歌声起，饱满的管风琴声响彻整座教堂，“声音似乎来自四面八方，无处不在，让人为之陶醉。”
“文革”期间，“石室”遭受了严重破坏。里面的木椅、圣经文书、档案，甚至是昂贵的管风琴，都在一夜之间毁于一旦。“那场大火，足足烧了三天三夜。”
十多年的时间，张鸣皋再没来过“石室”。而心里的牵挂却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一直等到1979年的平安夜，有人告诉张鸣皋，石室教堂又开放了。“一开始，大家心中都是半信半疑的，很害怕。不过我实在是按捺不住对石室的想念，就壮着胆子过来看看。”
先是在远处眺望。发现确实是有三三两两的人们走进教堂，张鸣皋也就跟着走了进来。眼前的教堂一片破败，跟他第一次见到石室的时候大不一样。“那一次来的人不是很多，大概只有几十人，大家有秩序地排着队……”
看着今天修葺一新的“石室”，张鸣皋说，今天的“石室”最漂亮，比他第一次见到的石室还要漂亮。
在那些不敢走近石室的漫长岁月里，他从未奢望过这一天的到来。“我们深爱这个新的时代，深爱现在通融豁达的宗教政策。生活在今天，我们觉得很幸福。”
讲古台
“广片”前史（三）
——纪录片因电视而复兴
纪路
1958年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即呼号为北京电视台的国家级电视台建立。1959年呼号广州电视台的广东省级电视台建立。在中国，由电视台自制的电视专题片，客观上成为了今天纪录片的“前世”，两个名称也时时混叫。随着世界电视文化的影响和潮流的发展，这一概念也经历了衍变。事实上，以往的电视专题片，可视为今天所称电视纪录片的“热身”和“历练”。
1959年10月1日，广州电视台试播的第二天，恰逢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大庆，除了对当天烈士陵园省市人民庆祝大会和游行现场实况转播外，当晚播出了广州电视台第一部电视纪录片《羊城新貌》，介绍了解放十年来广州市的建设成就和新的城市面貌。上世纪60年代初，若干位第一代的电视记者，先后到广东中山等县，制作了一些专题片。一部反映广东连南建设的《红日照瑶山》，较细致地展现了当地瑶族山民在政府帮助下开公路，利用地下水解决交通、吃水等老大难问题，比之电视新闻无疑增加了厚度和深度。1963年，为了反映我国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后的新风貌，北京电视台由台领导领队，拍摄了两部电视纪录片，其中一部是《珠江三角洲》，介绍了珠三角的地理风貌和农业特色。接着，广州电视台也有两部纪录片有一定影响，《罗定山河起宏图》是恢复电视新闻组建制后的作品，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后，即制成光学声带影片，拷贝30个交广东省电影发行公司发行，成为广州电视台第一部在全省发行的电视纪录片；《石湾陶瓷绽新花》是广州电视台第一部彩色电视纪录片。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电视台（1979年元旦起，取消广州电视台呼号改用此称）在新闻部建立了一个专门摄制专题片的《岭南风貌》栏目组，反映广东的风光风土风貌及人物事迹，有一定的生活原生态体现。计有《巍巍五指山》、《潮汕载歌行》、《灯塔老人》、《三八潜水队》、《天涯风情》等。1985年，更有一部历时三年多的大制作即24集的《珠江情》问世，播出后轰动一时。这是广东电视人第一次全面介绍珠江，将西南、华南几省区地理风貌风土人情摄入镜头。这些实践都为广东电视纪录片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带出了良好的口碑。到了80年代后期，广州电视台成立，各地级电视台的冒升，广东纪录片又有新的生长。
